我是半个——《孔乙己》中的国民性描写

所谓国民性，指一国国民之共有与反复出现的精神特质、性格特点、情感内蕴、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的总和，是一国大多数人的文化心理特征。故而所谓国民性，大可至一国之奴性、惰性，小可至国民之日常、言语。而国民性这一主题，向来便是鲁迅的拿手好戏之一。故而后人也对此展开了相对深入、全面的研究，一批又一批的专家、学者都对此展开了孜孜不倦的研究，甚至可以说已经将鲁迅这一主题阐释到了极点。但细析之不难发现，前前后后的学者，在谈及鲁迅国民性的研究时，大多都是以《阿Q正传》为例，却鲜有人将鲁迅国民性这一主题与《孔乙己》联合起来。但据孙伏园讲，《孔乙己》是鲁迅先生本人最喜欢的一部小说，而孙伏园是鲁迅的好友，因此他的这种说法便具有很大的可信性。再联系小说的发表时间——1919，中国文化思想大解放与大变革的关键历史时期，对于立志“改变国民性”的鲁迅，此时发表这一作品的目的便不言而喻了。故而可见，鲁迅本人对于这一小说可谓是极为看重的。甚至，在鲁迅心目中，这一作品，才是他对当时中国最为真实、自然的描写。

但为何在研究鲁迅国民性时鲜有人就《孔乙己》展开论述呢，一是篇幅限制，《孔乙己》字数相对而言远少于《阿Q正传》，故而难以展开长篇大论，也难以展开深入的研究论述。二则，《阿Q正传》是对国民性赤裸裸的、直接的、正大光明的描写，而相对而言，《孔乙己》则是隐晦的、非直接的描写，而这种隐晦也导致了很少有人在谈论鲁迅关于中国人国民性之劣根描写时会提到《孔乙己》这部作品。但是相对而言，《阿Q正传》似乎略显夸张、诙谐，而《孔乙己》则相对而言更贴近生活、现实。故而《孔乙己》似乎更能显示出鲁迅对于国民性真实、自然的描写。

一、变革时代下“孔乙己们”

《孔乙己》开篇便写到，来这里喝酒的人分为两类，一种是穿着短袍、经济拮据、花四文钱要一碗酒的站着喝的。而另一类则是穿着长袍、相对阔绰、花十几文钱、买酒买菜，坐在那里慢慢喝的。长袍与短袍、坐着喝与站着喝、有酒有菜与只有酒、阔绰与拮据，这一切的一切，将两类人泾渭分明的区别了开。而孔乙己，却是两类人之间的一个另类，他身穿长袍，却经济拮据，站着喝酒。他没有任何地位可言，却又满口之乎者也。他身在短袍者之中，却又与短袍者格格不入。他是读书人，却又没有任何功名。他看似自尊自爱有着读书人的精神，却又干出了偷书的勾当。一切都显得另类，他是半个读书人、他是半个长衣帮，他的一切似乎都是半个，他的存在似乎就是半个，似乎就是尴尬。而这一切也导致了孔乙己自身沦为笑料。“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

而此时的孔乙己，则是一言不发，同时朝着柜台排出九文钱，“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此时的一言不发，可以理解为是担心还口解释之后引来更多的嘲笑、可以理解为是孔乙己自身的心虚、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自傲不愿理睬，亦或是三者都有。但后边的“排出九文钱，”尤其是这个“排”字，却充分显示了孔乙己本人的某种“倨傲，”他是不屑和这些人计较的，所以排出了九文钱，短衣帮只能花四文钱买一碗酒，但是他孔乙己和他们不同，他是能买得起两碗酒和一碟茴香豆的人，他这个排，是做给短衣帮看的，他在彰显自己与他们的不同。可以说，在孔乙己的内心，他是不屑和短衣帮混迹的，他始终认为，自己是长衣帮的人，只不过是站着喝酒的长衣帮。而这也体现了孔乙己自身“半个长衣帮”的特点。

同时，孔乙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半个好人，他在自身贫困的情况下，却依旧愿意把茴香豆分给孩子们，愿意教“我”写“茴”字。可以说他是个好人。但同时，他却又偷盗，而且还因技术不高明而屡被发现、被打。他还好吃赖做，袍子又脏又破，替别人干活也经常消失。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又不算个好人。他人性是善良的，却又因现实、因自身的好吃懒做而做起了不甚光彩之事。这种“半个”，这种矛盾性，反而更显真实。他不是白的，也不是黑的，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灰色。所以此处鲁迅的刻画是有深意的，他所要写的，就是在这种大变革背景下，“孔乙己们”的尴尬处境，旧的知识分子，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思变，便难以适应，便注定被时代所抛弃，注定生活落魄。这是一种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读书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他写的，是这一类人在这种变革下的现状和发展，所以，这是一个群体，是对中国特定时间段特定群体的国民性描写，这是一种理想依旧存在，却又在某种程度上被现实践踏的“半个”读书人的尴尬时代。同时，也是“孔乙己们”在现实践踏下，依旧努力维持自身读书人理想的时代。这是一个理想不再理想，却依旧有理想的时代。同时，也是旧的知识分子注定被抛弃、被淘汰的时代，这一点在文章结尾孔乙己的消逝里有着很明显的暗示意味。

二、看客之恶

文章中，孔乙己固然是主体，但鲁迅所想表现的，却并非只是这种情形下旧知识分子的现状及未来，亦是通过周围人对孔乙己的态度，来表现中国当时的劳苦者自身的一些弊病。劳苦者自身的身份是值得同情的，他们自身也是被压迫的阶级，被酒店老板卖掺水酒所欺骗的对象。但他们对待孔乙己时的那种态度、那种人性的恶，却又令人心生厌恶。这正是鲁迅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一主题在文中也多有体现：当孔乙己偷书的事被人家揭穿之后，此时的孔乙己不复之前的倨傲冷静，他先是“睁大眼睛”还口，接着“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再往后，当孔乙己被人质疑，是否真的识字时，他“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而当那人紧接着问“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此时的孔乙己则是似乎被戳到了痛处，“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文章的最后，孔乙己被打断了腿，此时的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可谓是非常可怜了，然而即使此时，众人依旧拿他开玩笑，调笑他。此时的孔乙己“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可以说，孔乙己的惨态，与众人的哄笑形成了鲜明对比。当他“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时，众人哄然大笑，店内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当他被逼问的“颓唐不安，脸上笼上一层灰色”时，众人还是哄笑，店内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当文章的最后，孔乙己被打断了双腿，只能靠双手走路时，众人还是在拿他开涮。在最后，当孔乙己被说的万分尴尬难过之际，在他用眼色恳求掌柜不要再提之时，却还是在众人的“欢乐”中苍凉离去。似乎众人一切欢乐的来源，都是孔乙己。

这些短衣帮，自身本就是劳苦之人，也是命苦之人，而孔乙己，亦是一个悲苦之人。可以说，在这种意义上，他们都是可怜之人，是苦人。但在这里，苦人之间并没有出现那种相互同情、相互帮助的温馨场面，这里有的这是漠然和人性的恶。不难发现，对于孔乙己，他们有的只是嘲讽和调笑，似乎孔乙己越是尴尬、越是被说的不知所措，他们就越是开心。短衣帮对孔乙己，是有着一种报复的快感的。对于他们而言，孔乙己依旧是一个长袍，但与其他长袍之人不同的是，孔乙己可以肆意被他们欺负，这对他们而言，似乎欺负孔乙己，就是欺负了那些平时高高在上的长衣帮，这让他们获得了一种变态扭曲的快感，这是一种失意者对得意者心灵上的自我安慰与满足。他们不敢推翻那些高高在上的长衣帮，他们只会通过这种方式来满足自身变态的欲望。他们嘲笑孔乙己，却没想过自身：苦心积虑给酒里兑水的酒店老板、一群终生只能站着喝酒耍嘴皮子的苦工。他们，又比孔乙己好的了多少呢，孔乙己的结局是消逝，而他们却是碌碌终生。故而此文所写，不只是孔乙己们的今时和必将走向消亡的未来，亦是对贫苦中国老百姓的一种不自知、一种人性的恶的愤恨。正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便是如此。半个的孔乙己和一群麻木无救的普通人。这种最简单平常的笔墨、内容，或许反而是最真实的国民性吧。

鲁迅最为伟大之处，便是他对于国民性酣畅淋漓的描写。那么今时今日，我们所嗤之以鼻的国民劣根性，是否依旧存在呢？这便留给后人评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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