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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难忘
文/宋晓慧
时隔二十年，又与老师见面了，只不过是在梦里。
梦里的老师还是二十年前一样，严肃，不苟言笑。他只是淡淡地问我：“转学了，生活用品备齐了吗？假期作业认真完成了吗？”我还未曾来得及回答，就醒了。
我匆匆地起床洗漱去上班，在上班的路上，回想起梦中情形，老师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不觉鼻子酸酸地，酸了忍住，忍住了又酸。
胡老师教我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可能是因为有病在身，他给我的印象好像有六十多岁。他很瘦，留着“小平头”，两鬓斑白，夏天总爱穿着笔挺的西装裤，洁白的短袖衬衫，永远都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他虽然是个“小老头”，还生着病，但在讲台上身姿挺拔，站得笔直，完全又不像个“老头”。
他对待教学工作一丝不苟，我们数学作业本上某个汉字写错了或者写得不规范都必须更正，有时还要被打手心。我从没有被他打过手心，这还一度成为我炫耀的资本呢。最值得我骄傲的是：他夸我字写得好，怎么个好法呢？他说，就如同他用毛笔写的《小学生守则》一样，大小相同，整齐美观，这可是我当时得到的最光荣的评价。以至于，放学后我跑着回家告诉父母这件事，那时的心情有甚于考试得满分。总之，激动的心情非足之舞之蹈之而不能表达，我父母和我一样激动，胡老师同样教过他们。或许在我们两代人眼中，老师都是那么冷峻，严肃，难得这次表现出“慈”的一面。
当然，我有时也会让老师感到恨铁不成钢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老师紧紧捏着卷起的书，总是绷紧着脸，压低声音说：“你父母像你这么大，比你懂事，比你勤奋，学得可比你好多了！”我听到这样的评价，心里不是个滋味，接下来好长一段时间学习更加用功了。
后来，老师的身体每况愈下。病得最严重的时候，只能扶着桌子讲课，讲完课立马回到教室旁边的休息室休息。师母一直在学校照顾他，就这样挨到了放假。收假后，我早早地来到学校，学校却没有了老师的身影。有人说他退休了，有人说他在家养病……
又过了一个学期，那是一个假期。我在屋外玩，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提着一包东西出现在我面前：“是胡老师！”我又惊喜又紧张，赶忙招呼老师进屋坐下，跑着去喊大人，我猜想老师来我家一定有什么事情。在他和父亲的言谈之间，我才知道，老师身体有所好转，就来我家小住几日，并无其他的事儿。
对于老师的到访，我父母高兴又觉惭愧，说我们作为学生都没有去看老师。这几日，我们过得愉快又温馨。我们一起动手做饭，老师通常是生火，父亲摘菜洗菜，母亲炒菜，我负责类似剥蒜这样的小事。一位老师，三个学生，一间屋，几尺地，没有隆重，却也精致。
那些日子每每晚饭后，恰好月朗星稀，适合露天纳凉谈心。老师和父亲坐在一处，聊历史，论政治，谈文学。我和母亲坐在另一处，只是静静地听着，虽然我多半是听不懂的。我任自己的思绪随他们的谈话任意驰骋，在黄沙满天的战场上，在朝代更迭的教益中，在汉河清浅的千万个星子间……
在我们家小住几日后，老师要回去了，我们依依不舍，老师说离的也不远，过些日子他会再来。
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过了没多久，就听到他与世长辞的消息。这位把学生当作子弟，用灵魂教育学生的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不曾想老师又在我的梦中出现，原来老师一直都在记忆的深处。是啊，师恩怎可忘，怎会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