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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上路多，去哪个村都有路，去哪个庄子也有路，多是平路直路。本篇只说西原那片过去叫陈村公社的地方。那时，从公社驻地往南，有两条大路，一条过丰村绕型马堡到型马，一条从北羊过南羊到型马。这两条路历史上都是官道，两条路都在型马南端汇合，然后像老井上的辘轳绞把，拐着弯延伸到型马岭上，再低下头、弓着腰，绕过马峰腰，穿过申家庄，走进了老县城。
原上人对路的自豪，咋也跳不出那句名言：“路是人走出来的。”可不，丰村发掘的新石器遗址，就在官路边上，那是现在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有型马北头官路边上的“鳖盖”（地名），到现在还能看得见灰坑，还能检出古代陶器残片，这说明原上有人的时间长了，人走出来的路也早了。
但官路上影响至今的历史，应该是那条北羊到型马，型马到老县城的官道。《县志》里说，明崇祯年间，李自成率农民军数万人，先后从济源、绛县入垣，火烧了县城西关和北关，便浩浩荡荡向原上而来。那时，他们可能是看上了原头上型马村的易守难攻，义军的指挥机关便在这里驻扎下来，其余大部分驻在南羊和北羊，谓之南营和北营，这也是后来改南羊和北羊叫南营村和北营村的缘由。但李自成的到来，也给他的原上农民兄弟带来了灾难，当李自成问起他们驻扎的这个村子叫什么名称时，部下答曰：“南邢马（时称）”。迷信愚昧的李自成勃然大怒：吾军北伐灭明，此地竟叫‘南行’，岂不乱我军心，丧我军威！传我军令，将此村烧了，我等北移。当然，这属传说，但型马南端的那片村落庙宇废墟仍在地下掩埋，似乎想还原历史的真实，而北移的村史也仍然在人们记忆的封存中。
如今，原上人记忆中的历史人物恐怕没有人所及赵载了。这位出自北营村的明代廉吏，曾是几百年来原上人的骄傲。他就是从原上这条向南的官路上走出，赴任朝廷命官的。赵载以三岁认字，七岁读经书，为官惠民而深得帝爱，并赐名为‘载’。还敕命在其故里垣曲县城建起赵家楼，以彰其荣。它成为之后几百年垣曲县的一道风景。那“垣曲有座赵家楼，半截插到天里头”的民谣，曾在晋豫陕甘广为流传。那时，一条原上的人们都感到荣光。之后的几百年，每逢垣曲城里的节日庙会，原上这条官路上，人群川流不息，他们几乎没有人到城里不看赵家楼的。这赵载效应，也让原上人传承后代的教育良方中添加了赵载的榜样，他们期望子孙效仿赵载，学业有成、做事有成，为民谋利，为祖上增添荣光，为后人挥洒露泽。
可这些，现时的年轻人却少了关心，甚至也模糊了脚下的村路，只是年首从一条条原路上急急走出，年末从去路上匆匆归来。倒是那些留守在村子里的老人，时常蹲坐在路旁，惦记着昔日官路上的情景。当我又一次路过故乡，又一次遇见路边蹲坐的老乡，又一次拉起家常，那位长我几岁，饱读诗书的老者，指着眼前的村路说：“这路上，我一天到晚看着，却不见几个人影，咱们小时，咱原上哪条路不是熙熙攘攘呀？”是啊，原上的路，我记忆中最美的风景。
货郎手里的琉璃咯嘣声，是我小时候最爱听的声响。春上和秋后是农村里小商品流通的时节。那时候，型马村东头四合院里，一群七八个孩子，见天上午都呼唤着，走出宅门，凑在门前的老槐树下，和树上那栖落着的喜鹊、麻雀一起叽叽喳喳，老槐树朽洞里的麻雀蛋被他们抠出来，扔进嘴里，一咬，咸咸的腥味便在嘴里弥漫，然后随着唾沫咽下，舌根上又留了淡淡的肉香。那时，我就是这群孩子里的一个。多年后记在心里的情景是，我们的头儿官生哥说，他爷爷给他说，蚂蚁蛋吃了有营养，还能防病。这让我和几个不知营养为何物的孩子仰头听了，便觉得吃了仙丹妙药，便从春上到秋后在这槐树根上吃蚂蚁蛋乐此不疲。但蚂蚁蛋的神奇却比不上货郎手里琉璃咯嘣的声音动听。当南来官路上琉璃咯嘣声响起，继而货郎的“卖洋红洋绿——朱红朱兰——头发换针、鸡蛋换洋火”唱歌般的声音灌进耳膜，我们这一群顽童便拨浪鼓般弹跳起来，向着官路跑去，那“人来上”的货郎便将琉璃咯嘣摇的更加起劲了。我们随着他欢愉的脚步，向着村中走来，放下担子，货郎便又吆喝起来。这一回，他那吆喝声里加了说辞“琉璃咯嘣咯嘣响，快买一个拿手上，蹦蹦跳跳心喜欢，高高兴兴上学堂。”那一刻，我便急急地问道“用鸡蛋换不？”“换、换，一个鸡蛋换一个。”货郎话音没落，我们几个男孩子便一出溜窜了，我想起了门前不远处的地窨院的半截窑洞里，麦草上卧着的家鸡，说不定屁股下就有鸡蛋呢！可真是心有灵犀，官生哥也想到了这里，我俩从鸡屁股下掏出两个鸡蛋，那两个老母鸡便愤怒地飞着叫着，而琉璃咯嘣就到了我俩手里，疯疯癫癫的蹦跶和乱七八糟的琉璃咯嘣声没有持续多久，官生奶奶和我奶奶就拧住了我俩的耳朵，“那鸡蛋还要换盐吃呢，咋能拿它听响声呢？”显然，鸡叫的声音惊动了她俩，我俩蔫了，但奶奶温馨的话语响起来了“下回可不敢这样了，这琉璃咯嘣慢些耍，招呼着，不敢弄破了。破了就没了。”那一会，我笑了，一蹦三尺高地跳进了宅门。
原上的路，是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摇篮。记忆中，小时候，原上的独轮车是一道风景。独轮车，在抗战的年代，它是老百姓支前的主要工具。解放垣曲城的日子里，原上人“车轮滚滚”地把弹药、粮食送到前线，和战士们一齐点亮了垣曲这片“解放区的天”。解放了，“组织起来”的号召，激励了原上的庄稼汉，为了让地里多打粮，肚里吃饱饭，他们在乡间的小路上，推着那“吱扭吱扭”响的独轮车，春上往地里送粪，秋后往家里运粮。那时，我们这些“宠儿”，一路跟着大人，见到小上坡，撅起屁股使劲推；遇到小下坡，拽着车把往后曳。回程的平路上，宠爱我们的大人们，便叫我们坐进车上的荆筐，扭着腰肢，哼起了小调，这样的耳濡目染，让我们从小就学会了推小车。“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时，我们这群十五六的少年，成为假日里原上“大干农业”的主力。那时，通往田间的小路上，成串的小车合奏着别样的交响，农田里，一簇一簇飞扬的金黄烘托着太阳。到我们这一代主宰原上时，小车已经退出农事，但它的姿态却不能忘怀，便将它演化为文艺和耍活，那“推着小车吱扭响，农家地里送粪忙，春种秋收夺丰收，百姓心中喜洋洋”的表演唱，那元宵节场子里的小车穿插扭动的耍活，是我们那时的拿手好戏，是那时原上最受百姓欢迎的“景气”（节目）。
电影《青松岭》上映时，确实在原上火了一把。原上的车把式们，一场接一场地在原上那几个村子里撵着看，等把万山大叔赶车的一招一式看仔细了，他们嬉笑着说，他们赶车的架势比万山大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确，我记忆的图景里，原上车把式曾是那样的风光。夏收后交公粮的日子里，原上从南到北的两条大路上，滚动着拉公粮的马车胶皮鼓轮，它们都在型马村北的大槐树下汇合，成为一股车流，滚动着绕过我家门前。那时候，我家门前的官路处在一块洼地里，车把式赶马车先下后上的绝活总是让观看的人们十分亢奋。等马车行驶到那道斜坡上，车把式几乎站在了车辕上，车马杆（刹车部件）被拉了起来，尖啸的声音响彻了整个村庄，马蹄声骤然快了起来，随着骡马一阵小跑，上坡到了，车把式一声“嘚儿，驾！”鞭子便向骡马的屁股上打去，那“啪啪”和“哒哒”的声响便掺和着跃上了坡顶。
在原上我怀念的故人中，何叔是其中的一个，他是抗日英雄，是我尊崇的老人。我每次回故乡都要看望他，都要从他嘴里引出一些故事来。他说抗战时期，这道原是八路军、国军和日伪拉锯的地方，那时，有三条大路通往原上。一条是北山里到原上的路，那是老百姓喜爱的路，八路军从北山里走出来，打日本、斗恶霸，给老百姓做事，保老百姓平安。第二条路是老城里到原上的路，那是国民政府兵员们常走的路，老百姓就怕那条路上走来县府摊牌苛捐杂税的兵丁，那掀缸倒囤的洗劫就会让老百姓生路艰难。第三条路是王茅日军皇部到原上的路，只要见到穿黄皮的小鬼子走来，原上的村子里就会起火冒烟，杀人掠夺的凶残，会让生灵的叫喊声久久在原上弥漫。
何叔引以自豪的是，第一次解放垣曲城时，他和抗日县大队战士们，就从原上的这条南北大路上疾驰县城，在北门外，他们血战了一夜，他手下的一个战士，肚子被炮弹皮炸开了一个窟窿，肠子流了出来，但他没有倒下，而是把肠子塞进肚子里，一手捂住肚皮，一手举着手榴弹，冲向日伪军的阵地。这位战士牺牲了，但敌人阵地上的一个机枪火力点却哑了，就这个缺口，他带着的突击队冲了上去。何叔讲这个故事，我听了不止一次，每次，我都感到热血奔涌，每次，我都看见何叔眼圈红润。
何叔不能忘怀的是，中条山战役爆发的日子里，为了掌握日寇在原上的活动情况，他受八路军抗日政府委派，经常在原上和地下党员交通员秘密接头。那时，他白天经常埋伏在原上的青纱帐里，夜里穿行在原上的田间小路上，后半夜汇合在型马西寺的如来佛神像后。在那里，他和地下交通员交换着情报，商讨着对敌斗争。他刻骨铭心的是，一个营的抗日学生军，被日伪军围困在原上南端的一片坟场里，抗击至弹尽力竭时，全部壮烈牺牲，长眠在了原上。那一次，是他和原上的群众掩埋了壮士的遗体。
何叔在我心里，是个神奇的人物。小时候，一个院子里居住的何叔，日处相见却感到他十分威严，但几天不见又心里惦记。何叔喜欢去望仙，那里是他战争年代挥洒智慧和热血的地方，那里是他胸戴“抗日英雄”大红花的地方。那时候，他和父亲这一帮老伙计说起后山抗日的事，说起在原上袭击日伪军的战斗，常常让依偎在父亲怀里的我瞪大了眼睛，以致忘情地使起劲来，嘴里也吆喝着“打、打、打小日本！”原上通往望仙的路，何叔不知走了多少遍，而每当我听说何叔去了望仙，总是在放学后站在门前柿树园的北头官路上，等着何叔的归来，但等到了何叔的归来，又不敢直面何叔，便急急地钻回家里。那时候，我急切地等着何叔饭后坐在北厦的廊檐下，等着他说起望仙后山里的故事。还有，现在都羞于出口的期待，期待何叔从他背回来的褡裢里，为我和院里的小朋友取出山里的核桃、毛栗或山葡萄干，虽然是只有那么一小把，但在那缺吃的年代，这些山货是我们向往的稀罕，也是我们难得的一次美餐。
为了享用一次美餐，为了一时的肚儿圆，我们小时候也制造了许多尴尬和难堪。我曾和我的发小天顺从村东头玉米地里的小路上，匍匐前进了五百多米，爬进邻村的瓜地里偷甜瓜，摘下了第一个，便猫一样地钻进玉米地里狼吞虎咽，然后再去摘一个，就没有了来时的小心谨慎，不顾了玉米叶的呼喇声，几乎是小跑着从玉米地里往出走，走着吃着，觉得吃完了跑出玉米地就没事了，却不想地头上村路边站着一个头戴大檐帽、身穿白衣蓝裤的公安。我认出来了，他是我见过的在村里老戏台上讲过话的驻村公安特派员。那时候，公安人员在老百姓心中神奇威严，我只觉得他会神机妙算，站在那里等着我俩出来就范。到后来他给我说，那是他恰巧路过玉米地，听到了里面的呼呼啦啦声，便守株待兔地把我俩抓了个正着。那天，我俩只经他一句话询问，便立马承认了“恶劣”行径。他却笑了，只是说：“小娃家，不懂事，以后可不敢啦。”这件事就了了。还有那偷桃子进了人家的后院，摘下的桃子还没有尝着甘甜，就被人家发现，老师要我们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村路边担水和泥，为主家补好我们蹭烂了的院墙。但那时的成年人却犯不得一个“偷”字，犯了就要受到丢人败兴的处罚。原上村路上的这番景象上年纪的人可能还不会忘记，一个或几个人担着箩头，里面放着玉米，怀里搂着几块红薯的，在一位敲着铜锣的汉子带领下，随着锣声的阵阵起伏，也阵阵有节地吆喝着“我偷了队里的玉米，我偷了队里的红薯，我不要脸。”那种示众，实在是让当事者无地自容。
这一幕不久就随着农村改革的兴起换来繁荣的情景。联产承包的效益让农民产生了极大的动力，就十多年，原上变了。那时候，你不用去问农民，收成咋样，生活咋样？你就在农时站在路边看，那年年变、月月变、天天变的画面会让你眼花缭乱。先是地里收庄稼的农人不再肩担背扛了，那小平车、大马车、拖拉机、汽车走马灯似得往场里拉；不久，割麦也不用人再蹬腿弓腰了，收割机大包大揽了。而打麦场里更像是在切换幻灯片，一年一付新图景。那老牛、碌碡吭哧吭哧吱吱扭扭的余音还在缭绕，拖拉机碾滚的“通通通”就把它淹了个无踪无影。紧接着，脱粒机又上了场，麦籽儿一股一股地从它口里吐向天空，惹得那太阳也一眨一眨地笑个不停。到近些年，农民种地收获几乎全由机械担当，播种机匀匀地种上，收割机齐齐地割下。打麦场没用了，收下的粮食在地头就装进了客商的汽车。女人数着一沓沓钞票，喜滋滋地装进包包。说一声：“想吃啥，说话。”男人说：“土鸡炖蘑菇，黄河小鱼虾，还有咱那锅盔夹麻辣。”“走，上车，咱回家，叫上孩子和爹妈，进饭店。”那小汽车就贴着柏油路一溜烟驶向村庄。
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原上的大路都成了水泥路和柏油路，就连通往村巷里的小路也硬化了。路好走了，走的人却少了。一道原上，除了农忙季节，纵横交叉的大路上，偶尔能见几个人影、间或冒出几辆车子，前些年遍原上“咚咚咚”跑的农用车也不多见了。走进一个偌大的村庄，路边也只有三三两两几个老人在慢语。当我又一次从原路上走过，村前晒太阳的老人话语又飘进我的耳朵里。
“你说，不知道现在的娃们咋啦？有本事挣下钱的进城买房，没本事没钱的借着贷着也要进城买房，受那症做啥？”
“可不这样他有啥法？男娃说媳妇城里没房子伢（人家）女娃不跟你呀！”
“还有，过去村里有小学，原上有中学，如今小村里小学也没了，他不去城里娃咋上学呀？”
“咦，咱原上不会有过去的热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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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士敏，男，山西垣曲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东方散文》、《散文福地》编委、运城市书法、摄影家协会会员，垣曲县作家协会主席，垣曲县舜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作品：出版散文、随笔、纪实文学《散落的花瓣》、《岁月在心中流淌》、《河东人的足迹》、《葡萄园纪事》、《龙尾头之“王”》；创作大型现代戏剧《干原清水》、小戏剧《秋霞》、《两个队长》、《遍地春风》、《送粮路上》等、电视剧《别了，杏树坪》、话剧《下山过年》等十余部，分别被拍摄和演出；主编主笔出版《东原烽火》、《春沐河东》、《黑金地上的黑色交易》、《舜地藏宝》、《警钟鸣河东》、多篇散文、报告文学、戏剧、特写等在《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扶贫》、《中国扶贫与就业》、《中国监察》、《东方散文》、《散文福地》、《山西日报》、《山西纪检》、《监督时报》、《正气》、《先锋队》、《社会扶贫》、《运城日报》、《河东文学》、《人民网》、《散文网》等报刊媒体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