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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像。
文/ 祁萌
因为是在天津，旧时游览梁启超饮冰室和溥仪静园的情形很容易被记起。尤其是在冬季的清晨，当会场的暖风开始与昏暗的灯光交融时，台上的影像就开始变得模糊，而那些旧日的情景却在眼前愈发清晰。
午饭后，在林浩先生突然提起戴尔的海量专利时，这种情绪开始变得无法回避。
他坐在桌角的斜对面，始终带着微笑。“当年也没想到，‘卖电脑’的戴尔，竟然会有如此多的专利”。他说。
这种“意外”已成往事。林浩现任戴尔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终端客户解决方案事业部总经理。他是在2009年2月加入戴尔的。
在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里，读到康有为谈论“工（业）局”与“专利”，这很难不让人发出惊叹——只要还没有沉迷于“诗和远方”式的媚俗，历史的闪光俯仰皆是。
这些源自日本的经验，经过再加工后已有些褪色；但对于已岌岌可危的大清国和意气风发的光绪帝而言，这一切，却是崭新的。
在此前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三、四书中，都有其对关于工局和专利制度的构想。在第四书中，围绕新建十二局中的“工局”，他写到：“其工人制有新器，发从古未有之巧者，予以厚币功牌，皆许其专利，宽其岁年”。这是围绕如何发展民用工业，国人早期思考的鳞爪。
在“百日维新”那年的五月十七日，光绪帝在明谕中实践了康有为的这些构想。这天的上谕里写到：
“各省士民，著有新书、及创行新法，制成新器，果系堪资实用者，允宜悬赏以为之劝……所制之器，颁给执照，酌定年限，准其专利售卖。”
这封上谕是对康有为9天前所上《请以爵赏奖励新艺新法新书新器新学设立特许专卖折》的直接回应。历史学者茅海建考证说，这是康有为的奏议第一次被光绪帝直接采用。
发展民用工业和激励工业进步的专利事宜，首次通过机构和规章体现出来——那是中国史上首部涉及专利的章程；而那些大臣的议复，很有可能是由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所起草。
如今，这些历史线索机缘巧合地汇聚在了天津。无论对于趋势性话题的“智能制造”、愿景式的“中国制造2025”，还是在正谋求建设先进制造业高地的天津滨海新区而言，都有十分的历史性。
在12月1日天津滨海新区召开的“2017中国制造千人会”（在举办多届后，这仍是一个听起来有些古怪的会名）上，所有演讲嘉宾似乎在演讲前就达成了一个共识：差距依然明显存在。
当德国提出“工业4.0”时，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水平已经达到了高度自动化和数字化的水平；而中国的制造业整体信息化水平，仍处在“工业2.0”抑或“2.5”时代。
“智能制造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林浩试图用一个哲学式的定义方式来描述它。
戴尔全球副总裁林浩演讲中。
不过对于包括戴尔在内的供应商或服务商而言，这个市场却真实的摆在眼前。数字化和智能制造的愿景已经开始清晰地影响、一步步地蚕食制造业当下的IT采购需求；尤其是对于那些有准备、或已经向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的先进制造业客户而言，情况更是这样。
无论是数字化、流程再造，还是愿景式的智能制造，科技公司，尤其是包含硬件/智能硬件业务的供应商都不会缺席。
无论如何，市场竞争的压力正在促使制造业企业向智能化演进，或快或慢。在中国，大部分制造业企业如今至少会考虑如何向数字化、自动化转身；而科技公司则在努力地证明着自己——其在帮助制造业转身方面究竟具备有多大的势能。
这种势能来自于两方面，一是作为制造业企业本身。科技公司，尤其是保有规模化终端设备业务的科技公司，它们在制造业数字化上的实践，以及在智能化上的探索创新，对于传统制造企业而言都有十足的吸引力。没有什么比倾听别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更有趣了。
另一项势能源自面向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服务能力。这是软、硬件科技公司，包括凭云计算能力吸睛无数的互联网公司都会展示的部分。
戴尔正在这样做。在天津，林浩在演讲中向听众讲了一些故事：
近年广为人知的福耀玻璃，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生产商。过去，其将玻璃产品线由例如奥迪转向奔驰，需要约2周的时间。现在，这一时间被算短至2.5小时。
福耀玻璃为此对业务流程和数据框架进行了重构。戴尔在期间为其提供了包括业务咨询和IT软硬件服务等面向数字化的、综合的转型支持。
“他们第一阶段完成了数字化，实现了柔性生产和配套品质控制。”林浩说，此后戴尔的数据中心、物联网和大数据能力将注入福耀，帮助其进行下一步面向智能化的升级。
这里的柔性生产似乎是个十分吸引制造业用户的概念。因为坐在我前排的一些参会者，此时对着大屏幕上的PPT举起了手机。
它比数字化概念本身更具象，又比智能制造更早且更易落地。更重要的是，它在福耀玻璃的故事中快速转化成了效益。
在一些思维方式凝滞的制造业CEO面前，CIO能做的似乎并不多。现在，他们手里至少有了两个故事片段，可以拿回去向公司的CEO分享：
今年10月，国内一家企业需要向塞尔维亚紧急交付一套电信设备，配套计算机设备需要在21天内交付至其工厂；
同样在今年，因休斯顿遭受飓风“哈维”袭击，美国联邦政府要求供应商两周内交付4000台笔记本……
戴尔是这些项目的供应商。在其中的塞尔维亚项目中，“戴尔是当时唯一一个可以在如此短时间内交付设备的公司。”林浩说。这是供应链管理、产品线管理和柔性生产能力的综合体现。
Precision 7920 塔式工作站及OptiPlex 7450 一体机
有趣的是，这些设备中很的大一部分可能都在中国生产。基于戴尔在中国投资建设的三个工厂，其可以在中国平均每秒钟生产出1台笔记本。与此对应，2016年，戴尔在中国的采购规模达到了330亿美元，这占到了其全球采购支出的73%.
这330亿美元被戴尔在中国的600多家供应商分享——这就派生出的另一种能力，戴尔的供应链管理能力。这是制造业闭环式业务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面向制造业的智能化进程中，戴尔当然不会忘记将这一经验，作为能力的一部分进行输出。
目前，戴尔推出了三个智能制造的战略方案，以对应制造业企业当下不同的信息化水平：
“助力制造企业快速实现数字化转型就绪，提效增速；实现制造业服务转型，提高制造业服务创新能力；支撑产业智能平台化，加速制造业通过智能制造，实现产业升级。”戴尔在官方文件里这样描述到。
面对如此宏大的叙事，任何一家科技公司都不可能唱独角戏。戴尔也不行。
戴尔将自己定位为“智能制造生态圈的倡导者”：它与多家云计算厂商联合成立的云联盟，为企业提供端到端的混合云服务；与中科院自动化所共建“人工智能与先进计算联合实验室”，合作搭建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的应用与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智能制造大平台模块服务等。
此外，戴尔在制造应用开发和系统集成、工业4.0 服务和物联网PaaS 服务、云计算、IT 现代化云演进等方面与多家IT 厂商都有战略合作——要服务于智能制造，戴尔就需要这样的生态伙伴。
西门子、达索这些工业领域软件巨头正是因此和戴尔走在了一起。除去软件优化，硬件适配等老生常谈，一些有趣的应用场景已经作为生态链应用创新的一部分展示给用户。
例如从各类仿真到产线虚拟验证等，这些加速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的应用，已经被开发出来。除去减少投资风险，提升效率是其可产生的最直接的效益。
在戴尔联合本地生态系统合作伙伴打造的“工业4.0创新实验室”里，这些相关创新被系统的展示了出来。戴尔提供的资料中，这些创新帮助企业以数字方式实现和管理制造流程的各个环节：
流程规划、产品设计与仿真、生产线仿真、虚拟调试、机器人控制、数字化的质量控制，远程协作的无缝衔接。
在实验室中，这些制造业的关键场景，运行在戴尔引以为豪的Precision工作站上。
“AI就绪”的Precision 7920塔式工作站
无关之随笔见录：
天津是康有为流亡日本路线上的一站，也是其弟子梁启超长期居住的城市。个人对梁启超的认知，更早则源于在学生时代读他的《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以及作为其滥觞的《清代学术概论》。
2016年底，曙光在天津开发布会时，我坐在媒体席的后排。眼看着身边年轻漂亮的姑娘们以网红的身份直播发布会，心里却一直惦记着饮冰室和静园。
天津不止去过一遍，只是岁近中年，才开始醉心于面向历史的仪式感。用科技公司的套话说，这或许应该就是面向彼岸的“最佳实践”。
用了一个下午，我从稍显肃穆的饮冰室，走到别致的静园，再到整修中的张园和废弃的段府。
北方冬天的寒意在午后才稍稍退去，静园室内暖气氤氲。身入其间时才发现，逼仄的走道简直让人窒息，而堂皇的陈设则只含悲凉。西装革履、不苟言笑的安保人员散落在静园的房间里，这一切，让人感受到无尽的压抑。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里的阴郁，溥仪《我的下半生》中的无常，在那天的屋子里无尽地弥散。
之后在张园，我闯入的企图在被下落的停车杆砸中脑袋后“戛然而止”；随后又发现工地明示闲人勿进，那天的心情之低沉可想而知。
……
心有旁骛一直是写稿时的慢性病。当端坐“枯灯”，想起手边这本茅海建先生为《我史》做的鉴注，花去了他6年时间时，顿时没有了码字的兴致。在2B企业级领域写稿是讨生活，哪里能像“先进”那般“奢侈地”下苦行僧式的硬功夫？
长吁短叹中，在旧书网上花去了400元，购得茅先生的《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和《二集》；继而按图索骥，买下了台湾已故黄彰健先生的《戊戌变法史研究》。
这些书中的一些已经在一线网店停售，个人买来也只是随手翻阅。谁有心思通读这些呢？大抵是除了学人、闲人或如我这般装点门面的，已经没有人需要它们了。
码完以上文字之后，突然想起在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里提及的一句诗：
“莫道闺中儿女小，灯下也解忆长安。”
一笑。
【IT创事记】创见科技未来，旨在为读者提供科技企业和科技趋势的前瞻分析与评论。创始人《商业伙伴》副总编祁萌，曾任《电脑商报》主编、都市媒体记者编辑，从业超过14年。
【IT创事记】同名入驻各主流社交媒体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