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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涉及到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原因所在。是谁给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以胆量，去怀疑和否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去怀疑和否定孔圣人。
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打烂旧文化，革旧文化的命，另一方面则是引入新文化。新文化就是西方文化，或者是以日本为中介的西方文化，旧文化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人可能认为，引入新文化和打烂旧文化是同一个过程，因为要引入新文化，所以才打烂旧文化。也就是说，否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胆量全部来自新文化、西方文化。
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中否定旧文化和引入新文化的两个过程并非同步发生。否定旧文化的过程的发生远比引入新文化过程的发生为早，那么这个过程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答案可能让所有的人吃惊，最早发生在明清之际。最早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就是清朝的考据学，然后又发展所谓的今文学。总之有清一朝的学术都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以及此后的《孔子改制考》，事实上是清朝学术对中国传统文化破坏力的集中爆发。
因此，1891年《新学伪经考》的刊行，绝对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件大事，甚至整个中国历史中的一件大事。1891年，也是中国近代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中非常重要的年份。1891年-1921年这30年，也是中国历史中极为罕见的发生急速转向的30年。19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年份，想必大家都知道。前面我已经列举了这个期间其他的大事。
清朝学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和否定，与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又有着不同。正是因为这些不同，致使现代人没有甚至没有意识到清朝学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破坏和否定，没有意识到，清朝学术事实上已经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思想进入中国做了提前清场。
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是彻底的全盘否定，而清朝学术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则是局部的否定。这种局部的否定又分为先后不同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考据学或汉学阶段，第二个阶段则是今文学阶段。《新学伪经考》就属于今文学，是今文学发展到顶峰，也是整个清学发展到顶峰。然后，就和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一起，被后来的新文化运动给否定了。
在考据学阶段，清朝学术所要局部否定的是宋明理学，他们认为宋明理学是不纯正的，包含着一些背离真正孔孟之道的杂质成分，就是混入的“释老”因素，即佛教道教因素，因此要排斥“释老”。他们认为汉朝的经学，即汉学，符合真正的孔孟之道，因为他们要复兴汉学，用汉学去替代宋明理学，其方法是文字文献考据。因此，考据学、汉学、排斥宋明理学中的释老，三者是一回事。
宋明儒家和汉学时期的清朝儒家都讲排斥释老，但是，宋明儒家是直接排斥否定释老，而重建儒学，清朝儒家则是排斥宋明理学中的释老因素，局部否东宋明理学，建立更纯正的儒学。
但是，随着考据的深入和汉朝经学的恢复，清儒发现，清初儒家的假设是错误的。汉朝的经学并非纯正的孔孟之道，《五经》体系和宋明理学一样，也存在则反孔孟之道的杂质成分，也需要对这些杂质进行识别隔离和否定。这样清朝学术就进入了后期的今文学阶段。
之所以叫今文学，原因在于，清儒对汉朝经学逐渐形成一种成见，认为汉朝经学中的今文部分，是真经，符合孔孟之道，而古文部分则是伪经，是杂质，不符合孔孟之道。这样汉朝经学中的古文部分，实际上就相当于宋明理学中的释老因素，是需要被排斥的。今文学实际上也是排斥古文之学，一如此前的考据学是排斥释老之学。
今文古文原本只是两汉《五经》文本的字体不同版本，今文汉朝的字体，古文汉以前的字体。两汉并无今文学，也没有以今古文去区分《五经》的做法。今文学也基于今文学的观点，实质上都是清朝儒家的臆断。
《新学伪经考》中的“新学”实质上就是指的古文学，即《五经》中的古文部分。用“新学”去称呼古文学，也实际上是带有侮辱性的，因为“新”就是王莽的朝代，而王莽是一个篡位的“汉奸”——汉朝的奸贼。“新学”含义就是“汉奸”之学。“伪经”是说古文经都是被王莽的国师伪造的。
《新学伪经考》的手法实际上很类似于现代说某些精英，尤其是经济学家是汉奸、通美。譬如有一位之名经济学家，他的观点很美国化，网友们很不满，一开始仅仅是骂他汉奸、汪精卫。但是，有一天有网友突然发现此人与汪精卫的确长的很像，于是就编造很详细的证据，论证他就是汪精卫某位失散的儿子。
前期的清朝儒家攻击和破坏的是宋明理学的局部，即释老因素，而后期的清朝儒家攻击和破坏则是《五经》体系的局部，即古文学。但是，清儒实际上既没真正弄懂宋明理学，也没有真正弄懂《五经》，在“以己昏昏”的情况下，对宋明理学和《五经》妄加区分和攻击，最终结果只是是制造混乱，破坏孔孟之道和《五经》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进而动摇人们对两者的信心。
从晚清今文学向新文化运动的转向，是中国历史最为重要的历史大转向之一。这一大转向的第一起点是甲午战争后，留日归国人员受日本的影响，开始大肆攻击和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著名者如陈独秀、鲁迅、易白沙等人。第二起点则是1891年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刊行，第三起点则在明清之际，以顾炎武、黄宗羲等为代表的当时的大儒开始对宋明理学不满，要否定之。
新文化运动的第一起点所代表的是日本影响，包括日本的西化和去儒家化两个方面。第二、三起点则是中国内部对自身文化的局部否性，即清朝学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破坏和否定，对宋明理学以及两汉经学的批判和否定。第二起点局部否定的是两汉经学，第三起点局部否定的是宋明理学。
也可以说，从清朝学术到新文化运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和否定过程的深化和失控。清学对宋明理学和两汉经学进行的只是局部否定，否定其不符合孔孟之道的部分，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和纯化孔孟之道。但是，在西方列强，以及后来西化的日本的入侵压力下，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清学的局部否定一下失控了，而演变为全部的彻底的否定，背离和践踏孔孟之道。就这样由清学一变而成新文化运动。
也就是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局部否定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很久就开始了。这个过程就是清学，具体又包括两个阶段，前期的考据学、汉学是对宋明理学的局部否定，而后期的今文学则是对两汉经学的局部否定。1891年的《新学伪经考》则是清朝学术对传统文化破坏力的一次集中爆发，为此后新文化运动的登场进行了很好的暖场甚至清场。
清朝学术为新文化运动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奠基，尽管这样的奠基是清儒们绝不愿意看到的。也可以说，清朝学术为新文化运动做了嫁衣。
康有为的后期的极端保守和拒绝革命就是证明。就连他的学生梁启超也是明显地前期激进而后期则转向保守。此后的中国就进入了“新文化范式”，直至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主义、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包括共产党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这一切都受惠于清朝学术。
清朝学术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绝非是割裂的新旧两个世界，而且存在密切的联系，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中国对自身文化批判和否定绝非起源于新文化运动，也绝非是在西方武力胁迫之下被动发生的，而是肇始于清初，在和平的环境之下主动展开的。事实上，不是新文化运动带来了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和否定，而是相反，是已经存在的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和否定为新文化运动打造了基础。
也可以认为，有两个新文化运动，一个是狭义的，一个是广义的。狭义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人们一般认为的那个，于1916年开始，主要的发起人是那几位留日归国人员，如陈独秀、鲁迅等，主要地点是北京大学。当时的北京大学成为留日归国人员的重要聚集地。广义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于清初，发起人为顾炎武、黄宗羲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