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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和张爱玲虽同为民国时代的才女，但我心底固执己见地以为，萧红根本不能与才气逼人、清高孤傲的张爱玲相比。
仅从出身来看，张是名门之后，其母和姑姑都是才女加美女。
而萧不过是从呼兰河小城地主家庭里逃亡出来的姑娘，用现在的话讲好像也挺会作的。
她逃婚，离家，同居，两次挺着大肚子与另外的男人谈婚论嫁，仅凭这点就足以惊世骇俗，因而心里一直不太喜欢她，也不愿主动去拜读她的文章，尽管她曾得到鲁迅先生的不吝褒奖，尽管她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
直至最近，偶然品读了她的著作《呼兰河传》，这本疑似萧红自传的著作文字拙朴，叙述平实，自然率真，信手拈来，全无章法，结构松散，却又自成一家，字里行间，深深体味到了她的才气，灵气，更体味到了她灵魂深处那份彻骨的寂寞。
呼兰河小城的生活是寂寞的，刻板而单调，“呼兰河的人们就是这样，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就好像太阳出来了就起来，太阳落了就睡觉似的。”
“呼兰河除了这些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之外，在精神上，也还有不少的盛举，如跳大绳；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
幼年时的萧红是寂寞的，母亲早逝，父爱缺失，继母不睦，只有年迈的祖父给予她唯一的情感慰籍，她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家里的后花园是她的乐园。“花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萧红甚至羡慕小花小鸟小虫的自由自在，看似漫不经心的文字里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她对生命的感伤和无奈。
呼兰河小城的冰天冻地，风俗人物原始的善良、愚昧，朝露晚霞，流云繁星，蝴蝶蚂蚱，花园菜地，还有世界上最疼爱她的祖父，流着油的烧鸭子和烧小猪……
萧红用平和、淡漠的语气叙述了故乡的种种，信手而又仔细地拈来一片片记忆的碎片，那些无法重现的场景，永生难忘的欢乐，在她笔下越是绚丽明快，她的心里眼里也就越是酸涩苦楚。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
成年后的她更是寂寞的，逃婚离家后接连遭遇几段失败的感情，又逢乱世战火，流落他乡，穷困潦倒，历经磨难，年仅31岁却因肺病孤独地客死异乡。
生命进入倒计时的萧红曾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一生命运多舛，半生颠沛流离，心中对爱和温暖极度渴望却始终没有遇到对的人，受尽命运的磨折最后的结局却是太早的死和寂寞的死，心有不甘却又无能为力，她短短的一生何其悲凉。
萧红的那份寂寞是独特的，更是深入骨髓的。
正如茅盾先生在《呼兰河传》的序言中写道：对于生活曾经寄以美好希望但又屡次“幻灭”了的人，是寂寞的，对于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对于自己的工作也有远大的计划，但是生活的苦酒又使她颇为悒悒不能振作，而又因此感到苦闷焦躁的人，当然会加倍的寂寞；
这样精神上寂寞的人一旦发觉了自己的生命之灯即将熄灭，因而一切都无从“补救”的时候，那她的寂寞的悲哀恐怕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
洞悉世事的茅盾先生以他深刻的见解和对萧红的了解，仅用寥寥数语就把萧红自身的寂寞描述得淋漓尽致，入骨三分，引人入胜，发人深省。
萧红临终前曾说：“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就因为自己是个女人。”
是的，在根深蒂固的男权专制社会里，人们对“浪子回头金不换”的男人能给予宽恕，却不会对背叛男权专制社会的弱势女子表示谅解。
年轻的萧红甘冒天下之大不韪，逃婚，离家，同居，怀孕，两次怀着孩子却与另外的男人开始新的感情。
这一切的桀骜不驯、离经叛道注定了她不为世人所接受，在世俗社会中她已没有一丝一毫的退路。
她是一朵孤寂的女人花，又不幸遭逢风雨飘摇、战火纷飞的乱世。
为寻找温暖和爱，她像一只扑火的飞蛾，用尽了全力，一直在生活和情感的苦难和寂寞中挣扎，却生死荣枯都不由自主。
萧红的这份苦苦的挣扎显得多么的无力和无奈。
正如文艺批评家李健吾写道，“最可怜”的萧红“好像一个嫩芽，有希望长成一棵大树，但是虫咬了根，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
从童年起寂寞就深深地烙在了萧红的心上。
为了摆脱寂寞，萧红早早离开家，从中国的最北端走到了最南方，从童年走到青年再到中年，许多年过去了，萧红的寂寞依旧深重，始终如影随形。
寂寞伴随了萧红一生。而今，民国才女萧红的坟墓寂寞地孤立在香港的浅水湾，默默见证这位民国才女寂寞的一生和她一生的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