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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许多学者在审视中华民国的文化和生活，这个时代的繁荣和优雅是相当值得赞美的，这种怀旧，在文学和电影和电视艺术也被透露，比如现代教育和学术制度的发展，文学和艺术的繁荣，城市生活和商业文明的发展，文化和思想的宽容和多元化，传统和现代化的融合等等，标志着各个方面传统社会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很明显，在中华民国的那几十年，种种进步的元素相对于还基本上处于中世纪的制度和文化的晚清而言的的确确的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革命者合照
积极眼光来看，辛亥革命实现西方法制共和国取代传统的帝国统治模式，这是一次典型的法统更替，消除了满族和汉族的矛盾，也放弃了满族和汉族的士大夫对于传统的儒学意识形态的过度依赖，而辛亥革命在言语和思想领域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和轻松的气氛，到北方的北洋军阀时代的文化和学术繁荣便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使得中国传统儒学意识形态失去了保护者的结果，因为尽管满清在末期实行了废除科举这一制度，但是并没有放弃对于儒学的保护，广大的学堂和各类高级学校，特别是京师大学堂依然以儒学为绝对的意识形态主导，而可以想象如果晚清没有被推翻，那么支持反对儒学的各类新派学者只会被打压和拒之门外。
《革命军》的作者邹容
但如果经过对于民国时代的无数次的内战叛乱和暗杀的历史的观察，我们很难看到1911年的革命有任何的给中国大陆带来繁荣的景象，更不能将这次革命看成是今天意义上的成功转型的起点，因为的的确确，这次转型并不成功。因为材料、科技、工程和技术方面的变化已经从晚清时代的三次西方化运动开始，即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三次变革中，大规模的输入各种科技上的，商业上的，工业上的，军事武器上的，军事制度上的种种的新观念，而私人的私营部门的变化从晚清的道光咸丰时代的开放贸易就大幅度的开始产生了，在清末清政府还开展了一些基本的体制变革，其中帝国的科举考试被废除，司法现代化，警察和市政现代化，建立地方自治模式以及尝试对于特别遥远的满洲、新疆、西藏、青海、康区、彝区、内外蒙古、云贵桂的山区等等最偏远地区达到控制。
晚清城门
然而在辛亥革命后，当我们从城市的社会和精英的眼界发展到乡村和社会的底部区域，我们看到另一个非协调的场景，比晚清时代还要混乱一些的场景，尽管晚清末期依然以土匪遍地著称，但是民国时代的沿海大城市以外的地区呈现的是分裂的秩序，精英逃脱自己的乡土，土匪猖狂至极，半兵半匪的只有警察作战能力的战士却统治了广大的县城和乡镇，当地军阀反对底层人们像城市的居民那样获得足够的发展权和新思维，所以尽管物质和精神层面上，我们确实看到了大城市里面大量现代元素的出现，城市的人们特别是精英阶层真正体会到了充满活力和机会开放的社会，但在制度层面，现代政治文明和权利对个体一般保护，总是难以在中国的最广大地区出现，充其量也不过是在上海和广州以及青岛一类的沿海大城市和外国殖民列强的租界区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