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解读-孔雀东南飞ppt

据原诗序焦、刘爱情悲剧的故事发生于“汉末建安中”，是“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徐陵编的《玉台新咏》，题为《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妻作》，《乐府诗集》编入《杂曲歌辞》，题为《焦仲卿妻》。关于此诗的写作年代，不少学者根据诗中所涉及的风俗习惯如“足下蹑丝履”，张为麒《孔雀东南飞年代祛疑》以为“丝履”乃为六朝物品。又如“进退无颜仪”，《祛疑》以为“仪”字非用古韵，“仪”字由歌入支，始于魏文帝。又如“小子无所畏”、“下官奉使命”，以为“小子”、“下官”乃六朝通用口语。又如“新妇入青庐”，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以“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妇.”据此断该诗为六朝作品。山东大学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文学史》第四章“东汉文人乐府”一节中，对此予以质疑。曹操《内诫令》：“前于江陵得杂彩丝履，以与家约，当著尽此履，不得效作也.”表明汉末建安中已有“丝履”。蔡邕《济北崔君夫人诔》：“世丧母仪，宗殒宪师。哀哀孝子，靡所瞻依。”“仪”字由歌入支并非从魏文帝开始。“小子”、“下官”更是经传屡见。《尚书·汤誓》：“非台小子，敢行称乱.” 《论语》：“小子何莫学夫诗.”《后汉书·贾谊传》：“君主斥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关于“青庐”，《世说新语·假谲篇》：“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皆出现.”据此萧先生认为《孔雀东南飞》的产生是在文人乐府盛行，五言诗体成熟条件下完成的。应为建安时代的作品，此诗在流传过程中必然经过历代文人的修润。

汉末建安时期是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政权更迭频繁，世家大族崛起，使脆弱的小朝廷不得不依靠拉拢豪强势力自存。于是出身门第成为士人参政的首要因素.门阀士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权力扩大，它的直接结果是国家政治的贵族化和权利分割。庄园经济的割据性使朝廷对学术的干预相对淡化。政治动荡，兵灾接连，社会离析，更令人“悟兴废之无常，哀人生若晨露”。即便一代雄才的曹操也发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苍凉悲叹，与高亢雄旷、乐观进取的秦汉文化精神相比，另成风格。

政治的动荡，引发了思想上的裂变，产生了纲常名教危机。名教即以正名定分为内容的礼教。它以儒家的纲常规范为内涵，其标志是”三纲五常“的确立和系统化。大一统的观念开始瓦解，纲常名教受到空前冲击。正统思想失去了约束力，等级森严的旧礼的束缚松化，人们逐渐从统一的生活规范、伦理道德的过度约束中解放出来，个性开始得到张扬。

当人们从纲常礼教、世俗人伦中解脱出来，首先释放的就是人的自我与个性， “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②旧的礼法、繁琐经书被抛弃。喜怒哀乐，生离死别，声色情形才是人生之真。“君臣父子”遭到非议，祢衡曾与孔融论“情欲”，认为：“夫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③此类言论，在名教盛行的汉代是不可想象的。在这种风尚的推动下，士族阶层以“率性”为宗旨，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个人性情和生活情趣。汉末魏初是人的个性高扬的时代。

《孔雀东南飞》所反映的焦、刘爱情悲剧，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纲常名教动摇崩溃与人文精神潜在张扬产生的。其代表人物就是顽固维护纲常名教的焦母、刘兄与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爱情婚姻美满的仲卿夫妇。作品以这种矛盾冲突为主线反映了汉末建安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是一种动荡社会思想裂变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