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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周元
编辑 | 美龄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文艺晚会上，由王洛勇与刘琳老师跨越时空情景演绎的《等待》刷爆了微博热搜榜。这段追忆与致敬“两弹元勋”邓稼先与其夫人许鹿希的激情演说，无论是舞台下，还是屏幕前，所有人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没有花哨的铺陈，没有绚丽的背景，只是两个人，站在几张颇有年代感的照片下，或娓娓道来，或慷慨激昂地表达着内心的声音。将近10分钟的节目实属超长篇幅，这一节目的剧本改了16次，当有人质疑节目会不会太长时，导演组坚定地回答，“一秒也不能减”。
奉献到倾尽所有，奋斗到至死方休，以身许国，鞠躬尽瘁，用尽一辈子做一件对国家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他用生命的灯盏，撑起了巍巍昆仑；用满腔热血，浇铸着共和国强盛的根基；用原子弹氢弹的爆炸声，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科技面貌的地覆天翻！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的书香门第。父亲邓以蛰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所以他从小在清华园中长大，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少年时光生活在国难深重的年代，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还曾秘密参加抗日聚会。
1941年夏，高中毕业的邓稼先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以良好的成绩圆满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抗战胜利后，邓稼先决定前往美国留学，以便学习更先进的知识报效祖国。 1948年到1950年，邓稼先赴美国普渡大学攻读理论物理，不到两年的时间便获得博士学位，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拿到学位后的第9天，邓稼先便启程回国。这短短的9天中，既有导师和同校好友的真诚挽留，也有美国官方的重重阻挠，可这一切都没有停下他归国的脚步。邓稼先满怀着一腔报国的热情，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重返祖国的怀抱。
1950年8月31日，傅鹰、金荫昌、邓稼先、叶笃正等128名归国的学者和留学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离开旧金山回国，回国途中在船尾合影。
一到北京，邓稼先就同他的老师王淦昌教授以及彭桓武教授投入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为中国核理论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开启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的崭新局面。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多方面封锁和孤立中国。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还来不及修复内战的伤痛，就饱受美国核武器的威胁恫吓。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研制核武器迫在眉睫。毛主席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8月，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告诉他“国家要放个大炮仗”，想请他参加这项工作。邓稼先立刻明白了这个“大炮仗”的含义，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许鹿希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许鹿希表示理解和支持。不爱拍照的邓稼先主动走进照相馆和妻子、儿女留下了这张弥足珍贵的全家福。他还对妻子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1958年接受研制原子弹任务后摄于北京。后排右起邓稼先、许鹿希；前排左起邓志典、邓志平
随后，邓稼先调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那一年，他34岁。也是从这一年起，邓稼先的名字在各种学术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左） 赵敬璞（右）在罗布泊
最初，原子弹的研制还有苏联专家的援助，可1959年6月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专家全部撤走，连带着所有的资料、所有的模型，一星半点也没留下。还嘲讽：“离开外界的援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破铜烂铁吧！”
1962年摄，邓稼先与妻儿父母的合照。
中央决定自主研制原子弹，并以苏联政府撕毁协议之日将此工程命名为“596”，人称“争气弹”。邓稼先作为工程的领头人之一，没有惧怕，没有气馁，以卓绝的勇气和惊人的毅力继续带领科研人员克服资料少，设备差，时间短，环境恶劣等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开始了极其艰难的探索与开创。
前排左起：郭永怀、彭桓武、王淦昌、朱光亚、程开甲； 前排右起：邓稼先、陈能宽、王大珩、姚桐斌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邓稼先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1964年10月16日，当新疆罗布泊的戈壁荒漠上升腾起那朵巨大的蘑菇云时，没有人知道签署原子弹总体计划书的，是当时年仅39岁的邓稼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原子弹成功后，邓稼先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成功。
在核武器研究设计机构成立之初，邓稼先就确定了三个研究方向，分别是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他还推算出高温高压下核材料的状态方程，打通了这一理论研制的重要关卡，其他方向的理论方程很快就迎刃而解了。氢弹研制过程中他又带领大家归纳出三个方案，兵分三路进行计算，这一决策为我国核武器研制赢得了时间。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又在罗布泊上空爆响。苏联、美国、法国三国至少用了七八年的时间完成的进程，中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总是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比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悬于一线的险要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工作人员极大的鼓励和信心。
1974年，黄昆、邓稼先、黄宛、周光召、杨振宁（从左至右）游览北京颐和园时合影
1979年，在新疆戈壁滩的一次试验失败。核弹没有正常爆炸，摔落在茫茫试验场里。在事故原因不明的情况下，一众科技人员、参试部队指战员甚至国防科工委的领导，都争相冲往禁区，大家心急如焚，要早点找回核弹。邓稼先更是不顾众人反对，先后两次进入核心区，去检查并确认是否有发生危险的情况。后来查明原因，这次失败源于降落伞故障。之后，妻子许鹿希拉邓稼先去北京的医院做尿检，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不正常。
1984年，邓稼先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此时，距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整整20年。试验的成功让邓稼先兴奋不已，挥笔写下一首诗：“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
1985年，邓稼先罹患直肠癌入院治疗。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至交好友杨振宁回国去医院探望邓稼先，两人见面分外高兴，邓稼先甚至都忘了病痛，后来他们还在病房的走廊上合了影。这是邓稼先最后一张合影照片，当时他正在大出血，嘴角上还有擦不净的血痕。
1986年3月，邓稼先预感到生命给自己留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医院，他不止一次地对许鹿希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书和那一本书。”他翻着堆在床头桌上的两尺多高的书籍和资料，想到了什么问题马上就给九院领导打电话。
从住院到逝世的363天，邓稼先在病房工作了333天，完成了《建议》和20多万字的《群论》，这部为新进九院的科技工作者辅导授课“群论基本概念与理论”的讲义整理而成的专著，他本打算写40多万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个月，病痛的折磨使他不得不停下笔来。
写建议书时他开始做化疗，向血管内点滴药水，一次治疗要好几个小时，他只能躺着或靠着，边做治疗边看材料。坐在身旁的许鹿希不断轻轻地给他擦拭满头的虚汗。他和同志们反复商讨，并由邓稼先和于敏二人在1986年4月2日联合署名，写成了一份给国家的极为重要的建议书。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奉献了一辈子的中国核事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邓稼先对妻子许鹿希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1996年7月29日，在成功地进行了又一次地下核试验之后，中国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暂停核试验。1996年7月29日，恰是十年前邓稼先逝世的日子。
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对邓稼先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而他是应该被很准确地表达的。我不能容忍吹捧。吹捧是会把人吹死的。邓稼先尽管做了些事，但如说过了头，也把别人抹煞了。现在九院还有一批非常好的人，还在默默地干，邓稼先不过是个代表。我是非常佩服他们的，一生隐姓埋名，尽管现在条件好一点了，但是总的说还是很艰苦的。要是没有这批人，我们怎么同别人对抗呀!”
是的，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也不会忘记，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和他的战友们，他们无限忠诚、无私奉献，将全部心血奉献给了祖国的核事业，给共和国的血管里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为中国人撑起了骄傲的脊梁！许身报国，威壮河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