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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野先生》在中国和日本都被选作教材，不同的是在中国体裁是回忆性散文，在日本却是带有虚构性的小说。孰是孰非？在曹禧修《从<藤野先生>的学术场域看日本鲁迅研究的特质》一文中，梳理出日本方面给出的主要证据：
一是在鲁迅《藤野先生》的叙述中，漏题事件的策划者无疑是学生会干事，因为托辞检查讲义的是干事，接着送来了匿名信；在黑板上书写“勿漏为要”的依然是干事；而竭力运动，要收回匿名信的还是这个干事。但是在仙台医专，从一年到四年，没有学生会，只有“同级会”，而在同级会中，也没有叫做“干事”的；能被认为与此相当的“总代表”，只有铃木逸太这个人。但这个人和鲁迅的关系极好，鲁迅生病时去看望鲁迅，鲁迅离开仙台时，同班同学杉村宅郎向几个交往较深的同学提议为鲁迅开了一个送别会，这其中就有铃木逸太。他们还合影留念，照片中，鲁迅站左侧第一，穿着立领学生服，拄着一支手杖；铃木逸太站在右侧第一。
铃木逸太留给大家的而且印象还不错：
“他很乐于助人，因为他经常帮助照顾大家。而且，怎么说呢？他也经常往教授那儿跑，说些什么，总之都是尽量去说些对学生们有利的话”。日本方面有理由怀疑这件事是虚构的。
二是在日本课堂上放映中国“俄探”被处死的幻灯片是鲁迅弃医从文的核心，但是迄今为止，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看过这张幻灯片，据铃木逸太回忆说，在课堂中确实看过四五次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却不记得是否看过中国“俄探”被处死的幻灯片。因为仙台医专后来并入东北大学，1965年在东北大学医学部细菌学教室里发现了一套十五枚日俄战争时期的幻灯底片(原版)，却唯独没有发现中国的“俄探”被处死的这一张。
另外，检查鲁迅的著作，除了《藤野先生》之外，还有《〈呐喊〉·自序》和《著者自叙传略》，但这三次每次时间都不同，《藤野先生》是课堂的富余时间，《〈呐喊〉·自序》写的是课间，《著者自叙传略》又是日俄战争时的一个偶然的时间，不在课堂。
《藤野先生》中还强调了旁观的同学们全都拍手、喝彩，欢呼“万岁”，但铃木逸太的回忆却断然否定这个说法：“不，没有。没有这种场面。看的时候，大家都是很肃静的。”“没那么回事”。
也许我们会怀疑日本方面回忆的真实性，但是他们确实是很下功夫收集资料，特别是在1978年由平凡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这部书高度重视“史料”的收集，坚持以“真为”最高价值追求，将《藤野先生》中所涉猎的一切人、事、物展开拉网式调查、搜集和整理，从中筛选出有史料价值的文物800件，这些文物极大丰富了中日两国对鲁迅的研究，有中国学者就称赞这部书“为鲁迅研究工作吹来了一股新风”。
鉴于以上的理由，我倾向于日本方面的结论，《藤野先生》理应划分为“虚构性”小说，而非回忆性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