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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说》
（周敦颐 公元1063年）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白话文：
水上，陆地上的各种花草树木，值得喜爱的非常多。晋朝陶渊明唯独喜爱菊花。从唐朝以来世间的人们非常喜爱牡丹。我唯独喜爱莲花，它从淤泥中长出来，却不沾染污秽，在清水里洗涤过但是不显得妖媚，它的茎中间贯通，外形挺直，不生枝蔓，不长枝节，香气远播，更加清香，笔直地洁净地立在那里，可以远远地观赏但是不能玩弄它。
我认为，菊花是花中的隐士；牡丹，是花中的富贵者；莲花，是花中的君子。唉！对于菊花的喜爱，在陶渊明以后很少听到了。对于莲花的喜爱，和我一样的还有谁？对于牡丹的喜爱，当然有很多人了。
《爱莲说》作者介绍
周敦颐，生于公元1017年6月1日，卒于公元1073年7月14日，又名周元皓，原名周敦实，字茂叔，谥号元公，道州营道楼田保（今湖南省道县）人，世称濂溪先生，北宋伟大的哲学家北、思想家、文学家，宋五子之一，宋朝儒家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
周敦颐出身汝南周氏一支，生于道州营道县营乐里楼田保（今湖南永州市道县楼田村） 。
宋仁宗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周敦颐姐姐周季淳因病早逝了，两个月后，八岁的弟弟周墩贲又因病夭折。
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十四岁的周敦颐请示父母，在仆人周兴的陪伴下，带着简单的生活行李，带着许多书本，揣着许多想不明白的问题，奔向月岩，专心读书思考。
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周敦颐十五岁这一年，父亲因病去世了。经过两个多月的旅途奔波，周敦颐跟着母亲投靠舅舅龙图阁学士郑向。因他聪慧仁孝，深得郑向喜爱，又酷爱白莲，郑向就在自家宅前西湖凤凰山下构亭植莲，周敦颐负笈其间参经悟道。
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 ），郑向依据官衔，按照惯例，可得到朝廷的恩荫，郑向将这个机会给了周敦颐，周敦颐就此当上了朝廷将作监的主簿。
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郑向调任两浙转运使，周敦颐离开衡阳随舅迁润州丹徒县（今镇江市丹徒区）。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舅舅、母亲相继去世，周敦颐按照母亲的遗嘱，把她安葬在润州，与舅舅郑向为伴。之后，周敦颐便在润州鹤林寺守丧，期间见过范仲淹。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周敦颐二十四岁，三年守丧期满，出任洪州分宁县主簿。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吏部来分宁考核，周敦颐得到广泛好评，二十八岁的周敦颐开始了他仕途的第一次升迁——提任南安军司理参军。
庆历四年（公元1046年），周敦颐在担任荆湖南路郴州郡郴州县县令年期间，最突出的政绩是兴教办学。二程的父亲大理寺臣程珦在南安认识了周敦颐，同他结为朋友，随即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送至南安拜其为师受业。
庆历四年（公元1046年）冬，周敦颐升移到郴州的桂阳任县令（今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
皇祐四年（公元1050年），周敦颐被改任为郴州桂阳令，继续兴教办学。
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周敦颐改授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县（今江西南昌）。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周敦颐改太子中舍，签书署合州判官，共计五年。
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太常丞蒲宗孟从合州经过，与周敦颐交谈三日，既投缘又深感周敦颐的崇高正大，旷达潇洒。
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六月，周敦颐从合州(今重庆合川)解职回京，正好遇上回京述职的王安石。王安石对年长自己四岁的周敦颐充满了崇敬，他们这次的聚会和交谈，双方都从对方那里得到了新的思想的启悟。
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迁国子监博士，通判虔州。周敦颐的好友潘兴嗣，知道他要经过江州，就提前赶到江州等候，在驿馆与周敦颐见了面，邀他一起游庐山。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的5月，周敦颐应邀与一群文朋诗友游玩聚会。兴之所致，大家便相约写诗作文。周敦颐一气呵成挥笔而就一篇一百一十九字的散文，就是名传后世的《爱莲说》。
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周敦颐移任永州通判。
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周敦颐转虞部郎中，擢提点广南西路刑狱，次年移知南康军。
熙宁三年（公元1071年），周敦颐转为虞部郎中，提升广南东路提点刑狱。次年，领提点刑狱事。 周敦颐在广东提点刑狱的职位上干了不到一年。就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勤政的他四处巡按，足迹几乎遍及广东的山山水水。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周敦颐不幸感染了瘴疠，辞官归隐定居在庐山莲花峰下，他将母亲的坟墓也从润州迁来葬在离他居所很近的地方。他将门前的小溪正式命名为家乡的“濂溪”，定居于江西庐山濂溪书堂。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六月七日，周敦颐病逝于于庐山濂溪书堂，终年五十七岁 。
周敦颐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一个“诚”字，是他关于天道、人道、天人合一之道的最高境界的表达。“诚”主要分为天道本体论和心性本体论两方面。在周敦颐看来，“诚”首先是宇宙存在的根据，是宇宙的本体，即天道本体论。他认为人与万物同样都是二气交感所化生出来的，而其源都是太极，再由太极推及到了人极，也就是把人的道德、人性看成是与宇宙生生过程相同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的过程，为他的诚的理论奠定了宇宙论的基础。“诚”所体现的心性本体论一个突出的表现便是人的伦理道德。周敦颐如此推重“诚”，就是坚信人类具有真诚善良的本性，他发挥了《中庸》关于“诚”的思想，从宇宙论进而推演出人道观，建立了以“诚”为本的伦理道德学说。
周敦颐教育思想包括三方面，一是“教人向善，进德修业”的教育目的。周敦颐认为人性向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师之教。二是“六经为主，以诚为本”的教育内容。他十分重视儒学经典，始终将“诚”放在育人最显要的位置，反复阐述，三是“自学为主，重在启发”的教育方法。始终坚持开明的教育方法，除了邀请当时的学界名流来讲学，采用学生自学为主，特别注重启发原则。
周敦颐社会政治思想可以归纳为德治与刑治两个方面。一是德治。体现在修圣德、重师道、推礼乐三个方面。修圣德，周敦颐称之为立人之道，仁义修而万民感化。周敦颐认为，使天下人从善而不为恶，唯一的办法就是重师道，推礼乐。二是刑治。周敦颐的刑治思想体现在他的德刑观和慎刑观上。在周敦颐看来，刑治是为弥补道德的不足而采取的万不得已的选择。他指出圣人以天道为法则，主要是以政养万民，德治是最好的养民方法和手段。他主张“慎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轻易使用刑治。
周敦颐在治学中，提出许多新问题，并作出新的论断，把儒学推进了一步，他所提出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主静、至诚、无欲、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发挥，构成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南宋理宗时，诏从祀孔子庙堂，其理学奠基者地位为官方所承认。
周敦颐是宋明道学的开创者，在当时儒、佛、道合流的形势下，从对于《老子》的“无极”、《易传》的“太极”、《中庸》的“诚”以及五行阴阳学说等思想资料进行熔铸改造，并为宋以后的道学家提供“无极”、“太极”等宇宙本体论的范畴和模式来说，周敦颐确有“发端之功”。二程的“扩大”，朱熹的“集大成”，就一定意义说，都不过是在周敦颐原有的思想基础上使道学理论更加完善化、系统化而已。
周敦颐的哲学著作，现存者只有一幅从道教图录中改装过来的《太极图》、二百多字的《太极图说》和不满三千字的《通书》。
周敦颐的宇宙模式论虽然糅杂了物化论（“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阴阳五行学说（“二五之精”）的思想资料，但仍然归其本于无极（太极），贯彻的是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哲学路线。他把无极和太极两者结合起来规定本原的实体的特征，显示了道学开创者的理论思维水平。一方面，“无极而太极”，说的是无极虽可名之为无，但无中涵有，其名为太极。因此，无极不是绝对的空；另方面，“太极本无极”，说的是太极虽可名之为有，但有本于无，其名为无极。因此，太极又不是具体的物。周敦颐把本原的实体规定为实有而非物、本无而不空的绝对体，是对以往哲学思辨的理论总结，表示他力图克服玄学、佛学空无本体论的理论局限，为宋明道学在本体论上开辟新的途径。
为了论证“一实万分”的本体论，周敦颐还以“诚”、“神”、“几”等古老范畴进行哲学加工，进一步提出了太极生阴阳的动静观，周敦颐用“物则不通，神妙万物”的动静观解释了“太极生两仪”的古老命题。他用太极的“一动一静”解释了阳气和阴气的产生。
宋代道学家都用外因论解决理气关系问题。二程的追问“所以阴阳者”，朱熹的追问“所以变通者”，都是受了周敦颐外因论的启发，为“形而上之道”的精神本体提供理论依据。
周敦颐以儒家学说为基础，融合道学，间杂佛学，提出"太极而无极"的宇宙生成论。
周敦颐认为，无极（无）生太极（有）。太极能动能静，动则生阳，静则生阴。动之极则走向静，静之极又回复为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阴阳生两仪（天地）。再阴变阳合：生水、火、木、金、土五行。五行之气流动，推动春、夏、秋、冬四季运转。故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太极本原于无极，无极是宇宙生成的根本。阴阳二气与五行之"精"巧妙凝合，又形成男女。变化无穷的万物中，人得天地之"秀"而为万物之灵。五行之性触感外物而动，则呈现恶与善，形成错综复杂的万物。
周敦颐在宇宙生成学说基础上，又提出"至诚"和"主静"的道德论。
周敦颐认为，人性有五品，即刚善、刚恶、柔善、柔恶和中；适中是最完善的人性，其余诸品皆有缺陷。只有达到"至诚"境界，人性才能完善。因为"诚"源于宇宙的本原，体现太极的道德本质。是五常（仁、义、礼、智、信）的根本，是行为的渊源，是圣人立身之德。达到"诚"，则进入至高至善的道德境界，成为圣人。为达到"至诚"，提出"主静"的修养方法。让人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从寡欲达到无欲。无私无欲，便成为至圣。这样的圣人，便可与天地之德、日月的光明、四时运行之序、鬼神作凶吉等最高法则相符合。
周敦颐从道德论的角度，阐述礼乐。认为礼就是理（条理），阴阳有理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皆得其理而后和。乐就是和，阴阳理而后和，万物也有其理而后和。故要先讲礼、而后读乐。
在圣五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之后，乃可作乐。乐的作用是平天下之情，故乐声应"谈而和"。使人不起欲念，心如死水。乐声淡、乐辞善、可移风易俗。妖声艳辞，则败坏风尚。古圣人作乐，以宣畅和心，使天地和、万物顺，感动神祗、鸟兽。
周敦颐提倡"文以载道"，强调文辞是艺，道德为实。笃其实而书之，美则爱、爱则传，贤者得而学之，是为教化。不务实，虽业师保勉，人也不学。不知务道德，而专以文辞为能，是"虚车"，实为弊端。
周敦颐政治主张的中心是"顺化"。指出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圣人修仁义之德，万民才能接受教化，化而为善。同时，也强调刑罚，认为天以春生万物，以秋成万物。故圣人法天，以政养万民，以刑治世。但要"明慎用刑"。主刑者，掌握人的性命，不可不慎，要中正明达。
鉴于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周敦颐提倡要认识天下之势。天下形势极严重，则不可挽回。认识形势严重，要靠力量挽回。认识不早，力量不积，则无力与人竞争，是天意。不早认识，不积蓄力量，不用力挽回形势，则是人事问题，不能怪天意。故政治上倾向改革，称赞新政。
《爱莲说》作品介绍
《爱莲说》是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创作的一篇散文。
北宋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至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周敦颐任虔州通判时，已建莲池，并于嘉祐八年五月在此地已挥笔题写《爱莲说》。
《爱莲说》这篇文章通过对莲的形象和品质的描写，歌颂了莲花坚贞的品格，从而也表现了作者洁身自爱的高洁人格和洒落的胸襟。
《爱莲说》前一部分对莲花高洁的形象极尽铺排描绘之能事；第二部分则揭示了莲花的比喻义，分评三花，并以莲自况，抒发了作者内心深沉的慨叹。
作者起笔选用“可爱”二字，包罗群芳，表明托物寄兴，并不刻意求工，极见其立言斟酌之妙。大意是周敦颐本人独爱莲与晋陶渊明的爱菊避世不同，为保持一份高洁，宁愿终老南山。他要在尘世中当个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这种在污世保持清白与独自避世求真的心态，与众人皆羡富贵（牡丹）的从众心态是有着思想境界上本质的区别的。这为爱莲说所要表达的“出淤泥而不染”作了最好的铺垫。然后作者撇开一笔说，一连串铺叙，对莲花挺拔秀丽的芳姿，清逸超群的令德，特别是可敬而不可侮慢的嵚崎磊落的风范，作了有力的渲染。这几句隐喻作者本身具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尚品格。他为官正直，数洗冤狱，为民作主；晚年定居庐山，著书明道，洁身自爱，颐养天年，便是身体力行，澹泊明志的体现。这正是这篇小品能给人思想情趣以深切感染的着力之处。
接下来，作者对三种花象征的不同性格进行了比较和品评，本来，花是不具备人格的，但在作者眼里，莲花近于菊，却不像菊那样清高冷傲，似乎是逃避现实的隐者；它更不像牡丹那样妍丽妖冶，以富贵媚人。莲花出于污浊现实而不受沾染，受清水洗濯而不显妖冶，实为百花丛中的贤君子。另外，莲花又是佛教中的圣物，如来、观音均以莲花为座。
最后，作者评花进而对“爱”也作出评价，深深地慨叹：当今之世真隐者少，有德者寡，而趋炎附势钻刺富贵之门的小人比比皆是；这莽莽红尘，能有几个志同道合之人，共同去根治这社会痼疾呢？这里先用花进行比喻，让花的特性喻人，虽平淡，但比喻帖切，然后借花喻人，将陶渊明的避世，世人皆追求荣华富贵的心态描写的淋漓尽致。言下虽不免流露出一种孤掌难鸣的哀怨，但意味深长，无情地鞭挞了那些寡廉鲜耻之徒。
《爱莲说》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主要有托物言志；简要直切；手法多样。对比的手法，此文也运用得很好。作者在文中要赞烦的是莲，但他不是作孤立静止的描写，而是在对比描写中显示它的高超不凡。如“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把莲花的高洁从牡丹的反衬中突现了出来。而对壮丹的追慕者甚多，爱莲者甚少，则又在对比中显示出不良风尚之盛。菊花和莲花虽然都不满现实，但前者采取逃避态度，后者则敢于面对现实，在污浊生活中保持它高洁的情操。因此，莲花比菊花显得更加可贵，作者通过对菊、牡丹、莲三种花的德性品格的描写，以牡丹作反衬，用菊花作陪衬，就自然而然树立了莲花的美好形象。此外，作者还善于把叙述、描写、议论、抒情融为一体，使之相得益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