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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友娟 制图
■房向东
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
今天的人们，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纪念这位中国文豪，必然的一个起点是——真正地去走近鲁迅、认识鲁迅。
而在鲁迅留下的作品中，我们依然可以隔着岁月与遗忘，去重温那些被文字所凝聚的关于鲁迅最真实的生活与情感历程。
从“乐园”到失“乐园”
相关作品：《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迅的回忆性散文《朝花夕拾》在北京时就开始写了，后五篇则完成于厦门。在《故事新编·序言》中，鲁迅曾说及写作这些文字时的情境和心境：“直到1926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这时我不愿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中出土了。”鲁迅的文字，向来充满着社会批判的色彩，《朝花夕拾》里大多文章，难得地例外，社会批判的锋芒不能说没有，但很淡很淡。46岁的鲁迅，历经了人世的沧桑，饱尝了人情的冷暖，心中怀着爱情，以少有的忧郁、抒怀的笔调，款款深情地叙说着童年往事。
《朝花夕拾》写了少年鲁迅从“乐园”到失“乐园”的心灵感受。
鲁迅的童年、少年时代，与自然最为贴近。少年鲁迅向往的“乐园”是东关的迎神赛会、赵庄的社戏，以及“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呐喊·故乡》）“百草园”是绍兴新台门里周家的一个菜园子，是鲁迅童年时期玩耍的地方，是鲁迅早年生活的“乐园”。
百草园的生活丰富多彩，使“我”能尽情地玩耍，但却又有“赤练蛇的故事”使“我”感到“做人之险”……鲁迅热爱生活，钟情自然，童年往事历历如绘，百草园色彩缤纷，生机无限，是大自然浓缩到了鲁迅的家中，从而使鲁迅融入了自然，聆听到了自然的美好与神秘。鲁迅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很快，鲁迅12岁了，他不能再到百草园无节制地玩耍了，因为家人要送他到“三味书屋”读书。他只能怀着深情和他心爱的朋友告别，“我的蟋蟀们！”“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三味书屋”位于鲁迅故居附近，距“百草园”不远。
但“三味书屋”与“百草园”的生活迥然不同，形成鲜明的对照。“百草园”是玩的地方，是快乐所在；“三味书屋”则是用功的场所。从孩子的秉性来说，他们是天然地排斥苦读的；站在孩子的立场看，进入“三味书屋”也就告别了快乐的童年，我们不好说此后就是进入了人生的“苦海”，但至少是“乐园”的消失。
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
相关作品：《父亲的病》《五猖会》
1894年冬，鲁迅的父亲大吐血，先诊为肺痈，后诊为鼓胀，久治不愈，于1896年秋天去世，年方36岁。
父亲的病和死，在鲁迅心中沉淀了30年。1926年10月，鲁迅写下了这篇怀念父亲的文字《父亲的病》。在文章中，鲁迅说：“我很爱我的父亲。”同时，又因为自己不能让父亲平静离去，“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错处”，内心充满了哀痛和愧疚。
虽然鲁迅说出“我很爱我的父亲”，但我们认真去体会，其实他对父亲的情感十分复杂。
除了《父亲的病》，鲁迅还在《五猖会》中描写过父亲。《五猖会》中的父亲以封建家长、父权代表的姿态出现。父亲的这种形象直接导致鲁迅写作《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文章。
很多资料表明，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性情抑郁暴戾。由于鲁迅祖父科举作弊案发，周伯宜被抛出了传统士大夫的生活轨道，仕途前程被彻底断送。毫无成就感的父亲把威严用在孩子身上势所必然。然而，鲁迅并没有说破，只是以“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的迷惑收束。
鲁迅认为：“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觉醒之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所提倡的“天性之爱”，正是父亲没有给予他的。
父亲遭受病痛的折磨，幼年鲁迅则遭受人世炎凉，在尚未成熟的心灵中留下了极深的精神创伤。鲁迅作为长子，承担着几乎全部的来自家庭的精神负荷。父爱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乌乌私情，反哺其亲。”父亲在病魔折磨下已然成为弱者，反倒需要孩子照顾。成为“破落户子弟”的鲁迅，为了父亲，必须在质铺和药店之间奔波。4年时间，年少的鲁迅遍尝人间冷暖，现实生活加速了他的成长和成熟。这样做，是抱着能使父亲康复的希望。然而，两个“名医”的恶劣医风和江湖骗子般的医术，终于葬送了父亲。中医医死了鲁迅年轻的父亲，加速了他家的中落，对此，鲁迅有切肤之痛。
乌烟瘴气的“洋学堂”
相关作品：《琐记》
《琐记》的后半部分，忆叙鲁迅到南京求学的经过。作品描述了当时的江南水师学堂（后改名为雷电学校）和矿务铁路学堂的种种弊端和求知的艰难，批评了洋务派办学的“乌烟瘴气”。作者记述了最初接触进化论的兴奋心情和不顾老辈反对，如饥如渴地阅读《天演论》的情景，表现出探求真理的强烈欲望。
当年，鲁迅在令人窒息的绍兴与“走异路”之间做出了选择。这个选择，应该说让他看到了新的天地。“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鲁迅在这里学习了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特别是认真阅读了赫胥黎的《天演论》，这些，为鲁迅以后的思想发展抹上了一笔亮色。
然而，水师学堂也罢，路矿学堂也罢，有中国人的地方，都难免有中国人的积习。可以说，鲁迅笔下的洋学堂，还是“乌烟瘴气”：“功课简单”；高班学生走在低班学生的前面“肘弯撑开，像一只螃蟹”； 桅杆下面张着网怕学生跌下来；游泳池因曾淹死两个学生，早填平了，上面还造起一座关帝庙以镇压淹死鬼……
鲁迅写道：
毕业，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毕业，却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的那么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
中国少了一个医生
相关作品：《藤野先生》
作为中国人的鲁迅，自然生活在中国人之中。鲁迅眼里看到的是上层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看到的是中国人虚伪、自私、冷血，有时甚至凶残。所以，走异地，寻异路，去寻找别样的人们。
哪怕到了异国他乡，也还是被丑陋的中国人包围着。在《藤野先生》中，鲁迅所看到的清国留学生的性状是这样的：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的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鲁迅挖苦他们“实在标致极了”；一到傍晚，就有人来中国留学生会馆学跳舞，把地板弄得咚咚咚地震天响；还有的人并不读书，只是租了房子，关起门来炖牛肉吃。
这些中国人，把国内的腐朽没落、不学无术的风气带到了东京，与许多这样的中国人打交道，这不能不使鲁迅厌倦。“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
可是，在没有中国留学生的仙台，鲁迅却体会到了中国是一个弱国，所以中国人只能是低能儿的屈辱。这就是在鲁迅的一生中起了转折作用的“幻灯片事件”。
这还得从鲁迅选择了医学说起。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提到他学医的动机，即“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通过“漏题事件”和“幻灯片事件”，揭露了日本人的民族偏见。鲁迅写道：“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日本学生认为，鲁迅之所以有相对好的成绩，是因为藤野先生把考试题目“漏”给鲁迅的结果。至于“幻灯片事件”，那是针对中国人的，对鲁迅的刺激自然更大更深。
在《藤野先生》中，鲁迅是这样描述的：
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那么，鲁迅的意见有什么变化呢？那就是弃医从文。“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医学关乎肉体，此时，鲁迅从肉体关怀走向了灵魂关怀，他开始关注民族精神或是国民性了。“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仙台的屈辱，使得中国少了一个医生，而多了一个大文豪。鲁迅躲避不成，终于又回到了中国人当中。他还是一个医生，拿着解剖刀，在解剖中国人的灵魂。
《恋爱中的鲁迅》
房向东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