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目录：office365
本文转载自公安法治文学月刊《啄木鸟》
1957年1月15日，一架B25飞机窜入上海市上空，空投反动宣传品八十麻袋，约一千五百公斤，所幸被公安民警和人民群众及时发现，全部截获。中共上海市委要求上海市公安局针对这些反动宣传品中暴露出的线索，对国民党间谍机关潜伏于上海的特务进行侦查……
一、遗忘在轮渡上的本子
这是一个气温在零度上下，但由于湿度大而使人感到寒气沁骨的隆冬之日。午后，一辆被草绿色军用帆布蒙得严严实实的道奇牌十轮军用卡车从北郊方向驶入上海市区，径直前往建国西路的一幢大楼。那里，是当时上海市公安局一处不挂牌、不公开的办公点。
军用卡车在大院里停下后，随车负责押运的几个解放军战士下车，和已经等候在那里的七八个公安人员一起，把车上的特殊货物——八十麻袋的反动宣传品一一卸下，搬入一间已经腾出的空屋子，靠墙码放得整整齐齐。这些特殊纸制品随即被拍照，然后，由市局领导指定的专家将其分类，不分昼夜地进行分析研判。
1月17日上午，专家向市公安局和政治保卫部门的领导汇报了研判结果：这些反动宣传品有“出版物”、 “公开信”、 “传单”、 “资料”、 “标语”等五个大类、十五种。其中， “出版物”有国民党特务机关控制的机构印制的《自由中国周报》、 《大陆月报》、 《匪情动态》、 《克难月刊》等四种。 “公开信”有“针对全社会人士”以及“分别针对各阶层人士”的七种不同版本。 “传单”、 “标语”则属于大杂烩，台湾特务机关可能考虑到了“受众的文化水准”，所以使用了比较通俗的措词和行文方式，而且采用了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56年1月28日通过的五百一十五个简化汉字中的部分汉字——此前，台湾方面曾公开声明过“不认可、不接受、不使用”这些汉字。并且，这些“传单”、 “标语”采用了中国大陆地区从1956年1月1日开始使用的报刊横排方式。 “资料”则清一色地声称是大陆党政军机关发布的，属于 “秘密”、 “机密”等级的文件和内部报刊，其中大部分是上海市市政府系统的，也有少量中央国家部门和华东军区系统的，绝大部分是伪造的，但也有几份是真货。根据专家统计， 上述所有反动宣传品的内容涉及上海市的党政军，以及工业、商业、文教、卫生和公检法等行业、系统。
会后，上海市公安局即向公安部汇报了详情。下午两点多，上海市公安局接到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指示，要求“迅即查明敌特此次空投反动宣传品的情报来源”。此时，上海市公安局领导正在为如何开展侦查工作召开碰头会，于是就在会上讨论决定了专案组的成员名单。鉴于反动宣传品涉及多个行业系统，案情复杂，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领导决定从上海市公安局政保一处至七处，以及工业保卫处、企业保卫处和文教保卫处分别抽调精干侦查员，组建一支十七人的专案组，由公安局副局长雷绍典担任组长，政保二处副处长曾振环担任副组长。专案组另从黄浦、徐汇、虹口分局抽调了三名年轻警员，作为内勤留驻建国西路驻地，负责整理材料和跑腿打杂。
当天晚上，专案组与专家一起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主要是听取专家对研判反动宣传品的情况介绍。尽管大家在会上又是听、又是记，还提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可对于这个特殊的案件还是心里没底。在座的侦查员都有着丰富的侦查经验，但一时也说不出什么观点来。
雷绍典是一位老资格的政治保卫工作者，具有丰富的政保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主持过福建、南京的公安工作，后调来上海出任市公安局副局长。他接受市局党委指令主持“1•15”案件的侦查工作后，就对侦查思路进行了思考。尽管他之前没有侦办过空投反动宣传品的案件，但他觉得这其实跟以前侦办过的深挖潜伏敌特的案子大同小异。台湾特务机关空投过来的这些反动宣传品中，符合我方真实情况的情报，一定是通过某种途径刺探获取的，所以，透过现象看本质，专案组接下来要干的活儿，无非就是通过周密的调查，找到敌特方面获取这些情报的来源，然后顺藤摸瓜，就可以赢得胜利果实了。眼下，雷绍典把以上思路向全组侦查员亮了亮，让大伙儿鼓起劲儿来，用科学而又细致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案子。
一干侦查员听了雷副局长这番举重若轻的话，都感到豁然开朗，争相发表意见。讨论下来，大家达成一致观点：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还是得先做好热身准备工作，那就是对这些反动宣传品的内容进行分析。之前，专家们的研判等于是替专案组完成了前期工作。往下，专案组的成员们就要根据各自的工作特点，分门别类地对这些宣传品进行审读，从内容中找出共同的特点，再围绕这些特点来进行侦查。
考虑到这种审读、分类需要一些时间，专案组依据本案的案情写了一份《工作简报》，向全市公安系统印发，请各部门在日常工作中留心可能与本案有关的线索，一旦发现，务必在第一时间通知专案组。
接下来的三天里，专案组侦查员都集中在建国西路驻地，不分昼夜地进行审读，然后分类。最后的分类是按照这些反动宣传品涉及的行业进行的，比如十五种宣传品中涉及工业系统的占七种，就把这七种宣传品中与工业系统相关的内容摘录出来，交由来自工业保卫处的侦查员负责调查。涉及其他行业的内容均采取此办法。
1月21日，专案组对反动宣传品的综合情况进行了讨论，认为台湾特务机关空投的这些反动宣传品的内容中，尽管大部分属于无中生有的造谣、捕风捉影的臆想和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式的歪曲，但也确实有一部分是确凿无疑的真货，比如“资料”中的几份文件，甚至就是我方内部下发的正式文件；有的文件虽是伪造的，但是其中的一些数据是准确的。这说明台湾方面炮制这些文件的“秀才”们，在撰稿时手头是有材料的。而这些材料，显然是通过潜伏在大陆的特务收集的。
专案组面临的任务，就是找出收集情报的敌特分子！
雷绍典要求各路侦查员白天分头行动，各显神通，晚上集中到驻地开碰头会，汇报调查情况，讨论案情，领受新任务。侦查员们如发现特殊情况，要随时向坐镇驻地的专案组领导报告。
当天下午，来自市局工业保卫处的侦查员袁亚鹏前往冶金局调查，刚刚抵达就接到专案组副组长曾振环的电话，说黄浦分局那边报来一条线索，可能跟“1•15”案件有关，让袁亚鹏迅速前去了解情况。
黄浦分局上报的是一起发生于黄浦江轮渡上的治安案件。前天下午三点多，延安东路轮渡站门口发生了一起有九人参与的群殴事件。这场打斗听着人数不少，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九人是两伙儿互不相识的青年，都是从浦东上的轮渡。一上轮渡，就抢座位，其中一位在抢到的座位上发现了一个乘客遗忘的蓝色帆布书包，想当然地认为里面必有些值钱的物件，于是迅速把书包抓在手里，宛若自己的随身物品一样往怀里一搂。他的几个伙伴看见了，寻思见者有份儿，回头上岸后找个地方先把书包里的东西查点一下再说。不想这一幕也被和他们同时登上轮渡而没抢到座位的那几个青年看在眼里。那几个人也是二十岁左右、没有工作的社会闲散人员，靠时不时惹点儿事儿解闷找乐子，他们对书包里的物品也产生了兴趣，寻思着到浦西后也要分一杯羹。跟捡到书包的那伙儿青年一样，他们也不吭声，脑子里做着闷声发大财的美梦。
轮渡很快就在浦西延安东路轮渡站靠岸，前一伙儿青年可能担心书包的主人发现丢失书包后已跟轮渡站的工作人员联系过，延安东路的工作人员会在码头出口处检查，于是立刻拔腿上岸。捡得书包的主儿把包揣在棉袄里，两旁都有同伴儿挡着，一般人是发现不了的。后面那伙儿人动作稍微慢了一些，被登岸的人群略略阻碍了脚步，和前一伙儿隔开了一段距离。他们生怕跟丢了，一面拨开挡路的人，一面加快脚步，总算在轮渡站门口追上了前面一伙儿。他们借着出站人群的拥挤之势，把前面的那伙儿人蹭到大门侧面，然后，就开始谈判。
这种年纪、这等素养的小伙子，正是精力过剩、血气方刚的时候，谈判自然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就改用拳头商榷。1957年时，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治安已经给罗瑞卿治理得几乎达到了“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地步，虽然还没有“110”，可是群众比“110”还“110”，两伙儿青年还没“商榷”出个结果来，早有群众挺身而出阻止斗殴，套着红袖箍的轮渡站治安员也来了。随后，接到轮渡站电话的派出所民警也赶到了。
民警把这伙儿打架的主儿带到派出所，问明事由后，随即打开那个书包查看，发现里面东西不多，也不值钱：一个中号搪瓷碗，一个长方形铝饭盒，内装金属汤勺一把、毛巾一条、钥匙一串，以及一个红色漆皮封面的本子。那两伙儿人看着这些东西，脸上露出失望和后悔的神情——早知书包里是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就不捡、不争了，免得来派出所吃苦头。这“苦头”并非皮肉之苦，而是面子和影响。按当时的治安处罚规定，即使是这等挥几拳的小事儿，也可以治安拘留，甚至可以送劳动教养——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于1957年8月1日正式颁布，但实际上各地在此之前就已经实施了。不过，当时这几位仅是失望和后悔，对于自己当场释放还是信心十足的。不仅是他们，连民警也是打算当天就把几个人放了的。哪知，接下来突然发生的一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民警之前已经问过当事人，个个都说没有受伤，这时，忽然有一人捂着脑袋大呼“头痛”，然后就倒地不起，抽搐片刻，竟然昏厥了！
这就不是当场可以处理的案子了。把人紧急送到医院后，医生诊断是重度脑震荡，需要住院治疗。于是，一伙儿人全部拘留。
然后就要说到跟“1•15”案件相关的地方了。延安东路派出所把人送到黄浦分局拘留后，分局承办员说这个书包你们拿回去吧，估计失主很快就要找到轮渡站询问了，到时轮渡站一定会找你们。你们拿着书包，省得来回跑了。可是延安东路派出所的两位民警不以为然，他们说万一书包弄丢了算谁的？还是你们留着吧，等轮渡站跟我们联系时，我们让失主到分局来找你们不就行了。这样，一位姓丁的年轻承办员就只好把书包留下了。
当晚，小丁值班，空下来闲得慌，按规定又不可以看书看报，他就把书包里的那个红色漆皮本子拿出来随意翻看。这个本子上记录着杂七杂八的内容，比如有蔬菜、米面、油盐酱醋的价格、购买日期和数量，有购买日用百货的记录，还有购买书籍、订阅报刊的日期、价格，等等，好像一个家庭的记账本子；同时，上面还有电影、戏剧的精彩台词，歌词的记录，甚至还有一些中外名著经典语言的摘抄，以及几月几日跟什么人见面和一些人的生日备忘……小丁一页页翻下去，又翻到了一些和铁矿石、焦炭、炉温、密度、转炉等文字混杂在一起的数据。
引起小丁警惕的正是这部分内容，他想起两天前治安科开会时，领导传达市局关于最近发生的轰动全市的“1 •15”案件的《工作简报》，里面说到反动宣传品中的“工业部分”提及上海钢铁行业的一些数据。他寻思这个本子上也记录着似乎跟钢铁厂有关的数据，这是否跟“1•15”案件有关呢？于是，小丁就在第二天中午交班后向科领导作了汇报。治安科领导随即报告了分局，下午上班后分局就向专案组打电话说了此事。
当下，袁亚鹏赶到黄浦分局，听取了情况介绍，仔细查看了那个本子。他是市局工业保卫处的侦查员，以前曾是驻上海钢铁三厂的警员，对钢厂的术语非常了解。此刻他一看便知，本子上记录的是某家钢厂生产情况的数据，就来了兴趣。他想了想，对小丁说： “你通过延安东路派出所跟轮渡站沟通一下，如果有人询问这个本子，请务必留住那人，并立刻报告派出所或者分局。不管是派出所还是分局，只要接到报告，都必须把那人扣留，然后通知专案组。”
袁亚鹏交代完毕，随即返回建国西路专案组驻地，一翻反动宣传品原件，发现上面印着的关于上海钢铁三厂自1956年1月至10月的生产数据跟这个本子上的数据完全一致！
二、排除嫌疑
这是“1•15”专案侦查工作中发现的第一条线索，自然受到特别重视。袁亚鹏受命与另一名侦查员孙玮钧负责调查该线索，两人去了延安东路轮渡站，找了事发当日处理斗殴的治安值班员老曹了解情况。老曹的陈述与之前小丁介绍的情况无异。他们又向轮渡站负责人老李询问是否有人来认领这个书包。老李是个很仔细的人，他向包括轮渡上的水手在内的全站工作人员逐个询问，没有一人接受过此类查询。
袁亚鹏、孙玮钧又去黄浦区看守所逐个提审被拘留的几个斗殴青年。讯问下来，几人都说那个蓝色帆布书包是前一拨从浦西前往浦东的乘客忘在轮渡上的，至于是何人遗忘的，那就不清楚了，因为轮渡到了浦东靠岸后是先下后上的，他们上船时轮渡上已经没有从浦西来的乘客了。
这就有点儿奇怪了。尽管在那伙儿斗殴青年眼里，这个书包里的物件一分不值，可是对于那个丢失书包的人来说，搪瓷碗、铝饭盒、汤勺、毛巾，还有钥匙等，每一件东西都是他生活中少不了的。按照当时上海人的习惯，外出丢失了东西，如果回忆起来自己曾在哪个公共场所待过，就会回去询问，确实也有一些人因此找回了失物。可是，眼前的这个失主似乎属于另类，他是从浦西摆渡前往浦东的，乘轮渡肯定是记忆中抹不去的情节，当他发现自己丢失了书包后，为何不向轮渡站打听呢？两个侦查员越想越觉得这人可疑，于是就商量先找起来再说吧。
袁亚鹏，孙玮钧把目光投向了那个书包和里面的东西，两人逐样查看。书包是蓝色帆布制作的，正面包身上印着一艘船首高翘着航行于波浪中的轮船，右侧有四个竖排楷体字：乘风破浪。书包内外没有生产厂家的名称地址等信息；再看搪瓷碗和饭盒，倒是有生产厂家的，分别由“私立上海立丰搪瓷厂”和“国营上海第一铝制品厂”生产，饭盒里的那个汤勺也有生产厂家，是上海货；毛巾也是上海货，是“上海毛巾二厂”的产品；那个红色漆面的本子，是由“南京大璋纸品厂”生产的。最后查看的是那串钥匙，大大小小一共七把，从形状判断，应是司必灵门锁、抽斗或者橱柜门锁、挂锁的钥匙。
上述这些东西，单独看来并无分析价值，可是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去考虑，对于经常外调出差的袁、孙两人来说，轻而易举就跟外出旅行联系起来了。于是，二人推测书包的主人是一个从外地（包括上海郊区）来上海市区旅行的非上海市民；此人抵达上海后，购买了这个蓝色书包以及搪瓷碗、饭盒、汤勺、毛巾等简单生活用品，从这些用品七八成新的程度可以估计，他在上海已经待了不少于两个月的时间；从每把钥匙表面、特别是匙齿横断面的光亮度来看，这几把钥匙一直在使用，由此可以推断此人在上海的居住地不是旅馆，而是固定的民房，因为当时的旅馆是由服务员开门的；至于搪瓷碗、饭盒、汤勺、毛巾，是此人每天外出时需要使用的生活必需品，看来他经常出没于某个或者数个需要自备餐具用餐的单位，应是在该单位的食堂用餐；最后，就是那个红色漆皮本子了，从该本子上记载的内容来看，可以分为几个类型：家庭开支、文艺信息、日常备忘和钢厂生产数据，最后这项是专案组感兴趣的。这人所记录的其他内容跟寻常百姓无异，至于他为何在本子上记载这些钢厂数据，那暂时就无法下定论了。侦查员认为此刻最可疑的情况是：这人为什么在丢失书包后没向轮渡站询问？这一点再加上本子上的数据记载，就不得不使人对其产生怀疑了。
袁亚鹏、孙玮钧向专案组副组长曾振环作了汇报。曾振环听完后立刻说： “这个书包的主人应该是在上钢三厂做临时工作的一个角色，你俩按照这个思路去找人就是！”
次日，袁亚鹏、孙玮钧前往位于浦东周家渡的上钢三厂。跟驻厂的市局工保处警员说明来意后，警员陪同两人前往工厂保卫处。保卫处的忻副处长听袁、孙介绍了情况后，说看来这人就是在我厂工作的临时工了，临时工是人事处下面的“外来工管理科”负责招收和管理的，这事儿你们可以向他们去了解。他说着就要打电话把该科的刘科长叫来。侦查员说还是我们过去吧，他肯定是要翻材料的，过来了也还得一起过去。
二人随即去了外来工管理科，刘科长不在，就找了管理材料的王姓女科员。小王把临时工登记册拿出来让侦查员自己翻阅，两人粗粗一看，上钢三厂不愧是一家数万员工的大型企业，光临时工就有上千名。当下不看其他，单看来路，勾选出了一百二十九名来自上海市区以外的临时工。
这时，刘科长回来了，袁亚鹏向他说明了来意，重点是查访这些临时工中住宿在厂外、使用随身携带的餐具在厂里食堂吃饭的对象。刘科长闻言频频摇头，说没有这样的对象，一是来自外地，包括郊区的临时工都是住在工厂宿舍的，没有人住在厂外；二是本厂不论正式工还是临时工，都是使用本厂统一发放的搪瓷盆用餐的，是进厂时和工作服、劳防用品一起发放的，每人一大一小两个盆、一双竹筷，正式工的盆子上还印着姓名，临时工的盆子上印着阿拉伯数字。
这么一说，袁亚鹏、孙玮钧都傻眼了。少顷，袁亚鹏回过神来，他毕竟在上钢三厂做过驻厂警员，对该厂的情况有些了解，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 “刘科长您说得对，三厂是发餐具的，不过我记得以前我在厂里食堂用餐时，曾看见过有人不用厂里发的餐具用餐，用搪瓷碗、饭盒甚至瓷碗的都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刘科长说有这种个别情况，那是有的工人丢失或者损坏了餐具，厂里一时还没来得及补发，或者是另一种特殊外来人员，他们是外厂来三厂进修、学习的，会在三厂待上三个月、半年甚至一年，这些人员是不享受三厂福利待遇的，所以就需要自备餐具。
行了，要调查的对象就在这部分特殊人员中！
袁亚鹏、孙玮钧根据厂技术处下面的技术交流股提供的外来进修人员名单，要求厂保卫处立刻把这些人请到会议室来参加座谈会。
结果，座谈会还没正式开始，书包的主人就找到了。人员到齐后，保卫处忻副处长刚把要调查的情况向与会人员说了说，还没向大家介绍来自市公安局的二位侦查员，马上有人站起来说那个书包是他的。于是，袁亚鹏、孙玮钧就请他去隔壁屋子谈话。
书包的主人名叫刁培清，二十四岁，来自江苏徐州，去年大学毕业，后被一家正在筹建的钢厂招收为技术员，受单位指派前来上钢三厂培训。上钢三厂对兄弟单位外派来取经学习的人员是不给任何福利待遇的。那个年代讲究坚持原则，冶金局、劳动局规定外派人员一律不得享受上海的福利待遇，那就是铁律，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因此，所有外来学习人员都是自己解决住宿，至于用餐，可以在上钢三厂食堂搭伙，但要自己买饭票菜票，还得交搭伙费。那时，上钢三厂还没有建招待所，所以这部分人员只能自己设法寻找住处。
刁培清本来是可以在上钢三厂附近的农村花钱租间民居作为临时住所的，可是他临离开徐州，去钢厂筹备处拿介绍信、借支生活费时，正好厂长在场，问他去上海准备住在哪里。刁培清如实相告。厂长说： “你不必花这个钱了，为国家节省点儿开支吧。”说着就给他写了一张纸条，让他到上海后去徐家汇江苏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找老钟同志，“他叫钟连盛，是我当年在八路军时的部下，他看了条子会给你安排住处的，不会收你一个子儿。”刁培清抵沪后前往办事处，老钟看了老上司的条子，二话不说就把他领到附近的一处公寓楼，这幢七层建筑的第三层是江苏省办事处长租的，老钟把刁培清安排在楼梯间。楼梯间面积不大，只有七八平方米，可是床铺、写字台、衣橱都是现成的，刁培清觉得很满意。
当然，也有不称心如意的方面一一离上钢三厂太远了，中间隔着黄浦江，来来回回还得摆渡。不过，因为这是厂长安排的，刁培清必须服从，况且可以为国家节省一笔住宿费，是好事儿，所以，远就远点儿吧。
然后，就要说到那个红色漆皮本子上关于上钢三厂钢铁资料的记载了。刁培清解释，他来上钢三厂学习，是备了专门的笔记本的，放在厂里的更衣柜里。他每天到厂后需要换下平时的衣服穿工作服，那时就把书包放进更衣柜，把笔记本装进衣兜，插一支钢笔，再进车间或者会议室。
去年12月上旬的一天，刁培清到厂后正掏钥匙准备打开自己的更衣柜时，上面一格柜子的主人、广西南宁来的小马端着一碗从食堂买来的豆浆风风火火地进来了。小马的柜子是不上锁的，他把柜门拉开后，因为豆浆烫手，就急忙把那个碗放在了打开柜子的边缘，不料一不留神把碗弄翻了，豆浆顺着柜子的缝隙淌到了下面的柜子里。幸亏刁培清动作快，急忙把里面的东西往外拿，可许多东西还是遭了殃，其中就包括那本刚用了一周的工作手册。
这天是上钢三厂的技术科长给他们作报告，当然是需要记录的，刁培清的工作手册给豆浆打湿了不能用，他只好把自己那个专门记录、摘抄杂七杂八内容的红色漆皮本子带上了。因为是临时替代，所以他就只记录了些数据，当天下班后另购了一个新本子，连夜把技术科长的报告整理出来了，而红皮本子上的那些数据，就留在了上面。
那么，丢失了书包为什么不去轮渡站寻找呢？刁培清说他那天感冒了，有点儿发烧，头晕脑胀的，才在上班途中把书包给弄丢了，回到厂里去医务室看病时才发觉。他在上班途中要换三趟公交车、一趟轮渡，根本不清楚书包是丢在什么地方了，想想里面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所以也就不打算找了。
侦查员立刻对刁培清的上述陈述进行调查，查看了刁培清所说的被豆浆泼过的那本工作手册，询问了小马以及当时也在场的两个人，还去医务室查问了那天接诊的医生并查看了药方，最后确认刁培清所言属实。
之前专案组寄予希望的这条线索，至此就断了。
三、调查“二劳”系统
与此同时，其他几条线的侦查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就在袁亚鹏、孙玮钧跟刁培清谈话的时候，侦查员朱友存、郭国成正在前往上海市粮食局的路上。
怎么查到粮食局去了呢？朱友存、郭国成二位负责的是对劳改、劳教简称为“二劳”的两个系统的查摸，因为反动宣传品中列举了上海市劳改、劳教两个系统的内容，比如解放上海后，增加了哪几个劳改队、劳教队，这些劳改队、劳教队关押着多少犯人和劳教人员等信息。朱友存、郭国成接受调查使命后，随即去了当时属于上海市公安局管辖的劳改处、劳教处，要求核对关押犯人和劳教人员的数字是否与反动宣传品中所提及的相符。结果，发现数字竟然差不多。
这样，朱友存、郭国成就有理由认为反动宣传品中的数据不是空穴来风。既然不是空穴来风，那就有调查下去的必要。于是，两个侦查员找到了负责这两个系统的公安处，就此情况向一位张姓科长请教：这些数据有可能通过何种渠道泄露出去？
张科长原是市公安局交警处的，他喜欢大清早到马路上去检查交通情况，有时发现哪个路口拥堵，也不管自己是穿着便服出来的，二话不说就上去指挥。半年多前正是申城“梅子黄时家家雨”的梅雨时节，最容易发生交通拥堵，张科长一大早就出了门，在离家不远的一个路口疏导交通，结果被一个莽撞小伙子驾驶的摩托车撞飞，身负重伤。幸亏附近就是第一人民医院，老张捡回了一条性命，但不能再干交警了，于是，组织上就把他安排到劳改公安处当了一名科长。
此刻，这位上任不到一个月的科长对于朱、郭二人的回答是：这个情况不大好说。为什么呢？因为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劳教两个系统一共有多少劳改队、劳教队，每个单位大致有多少犯人和劳教人员这样的情况，每次领导在会上都会提到，而且，内部的一些文件或者宣传资料上也时不时会说到，局里下发的表彰材料上也会出现，所以，几乎所有同志都知道这些信息，要查是从哪里泄露出去的实在不容易。整个儿上海劳改、劳教系统一共有数千名干部，你该向哪个单位去查？向哪个人去查？
张科长的话可能有点儿“冲”，可是侦查员认为他说得没错，情况确实是这样，于是放弃了这个调查思路，另外再寻找突破口。两人商量下来，决定去向基层干部请教这个问题。郭国成的一位“华野”战友叫许志平，不久前转业到提篮桥监狱当管教员，郭国成决定去提篮桥监狱找他聊聊。
许志平告诉他们： “张科长说得没错，确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监狱里关押着多少犯人，劳教人员的数据也知道。除了张科长所说的那几个途径外，我们在开本系统会议，或者参加大型活动以及疗养、培训学习的时候，各单位的干部都是打乱后安排住宿的，大家聚在一起，闲着无事就瞎聊天，聊到工作时当然要说到各自单位的情况，犯人、劳教人员的数据也就在不知不觉透露出来了。不过，根据我对周围同志的了解，我们这些干部都是有觉悟的，再说每年都要接受保密教育，一条条规定要背得滚瓜烂熟，所以我认为不会有人向外界泄露。”
朱友存、郭国成点头认可许志平的这个观点。郭国成递上一支香烟，向老战友请教： “那么，老兄你看敌特分子这方面的情报又是从哪里获取的呢？”
许志平点上香烟抽了两口，缓缓开腔道： “可能是从粮食局泄露出去的也难说。”
朱友存、郭国成都是一怔，寻思怎么扯到粮食局去了？许志平解释道： “监狱在押囚犯的粮食跟社会上的居民一样，也是定量供应的，这点，自从1914年提篮桥监狱建立以来就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也规定了‘统购统销’的粮油计划定量供应。监狱犯人的粮食参照社会居民的标准，根据劳役岗位予以定量，比如机修中队的锻工劳役岗位，也就是打铁的铁匠，跟社会上一样，每月供应粮食四十五市斤；其他不同的劳役岗位根据不同的劳动强度规定粮食定量。不过，监狱毕竟属于跟社会隔绝的场所，所有规定对外是严格保密的，所以囚犯的粮食定量也是保密的。关于这方面，我们刚到这里报到，单位组织大家学习时，领导就特别强调：我国的劳改劳教人员的数字是必须保密的，粮油、棉布供应的数量也是相应保密的，如果这些生活必需品的数据传到社会上，外界就可以推算出我国在押劳改劳教人员的数量。因此，我们这条战线上的粮油、棉布供应走的是特别通道，比如粮油就是由市粮食局的军粮处负责调拨供应的。”
两个侦查员听许志平说到这里，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如果粮食局军粮处有人把提篮桥监狱在押犯人的粮油供应数字泄露出去，落到敌特分子的手里，他们就会推算出提篮桥监狱大约关押着多少名囚犯。
于是，啥也别说了，直奔上海市粮食局吧。
市粮食局军粮处出面接待他们的是一位一条腿微瘸的科长，姓江，苏北人。郭国成是部队转业过来的，一看对方那架势，寻思多半是军人出身，而且是受过伤落下残疾的荣誉军人，一问，果然如此！江科长人很豪爽，听说郭国成也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备感亲切，把两人扯到食堂请吃饭，还自掏腰包买了一瓶白酒助兴。那时候也没有几项禁令，别说工作时喝点儿小酒了，就是酒驾也没人管——只要别出事儿。所以，朱友存、郭国成也就恭敬不如从命，喝就喝吧。
江科长一喝酒，话匣子就打开了，问二位兄弟是来调查啥的，老哥我只要帮得上忙，绝对乐意助你们一臂之力。侦查员把要了解的情况说了说，江科长马上说： “这不可能是从我们粮食部门泄露出去的！”
为什么呢？
江科长解释： “军粮处掌握着驻沪部队和属于上海市管辖的劳改队、劳教队，包括上海设在安徽、江苏的劳改、劳教农场在内的粮油供应，在军粮处工作的同志都是经过组织上精心挑选的可靠分子，接受的保密教育比你们所说的提篮桥监狱的管教员还要多，如果我们跟他们搞一个保密知识方面的竞赛，包赢！所以，我们军粮处不会发生泄密问题。”他见二人半信半疑，又补充道， “你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你们说台湾特务机关空投的反动宣传品内还有关于军事方面的内容，那么我问一下，是否有驻沪陆海空三军部队的具体人数？如果军粮处有人泄密的话，人家特务分子还不一并把军粮的供应情况也打听清楚了？”
朱友存、郭国成听着觉得不无道理，正交换眼色时，江科长说： “这样吧，我把军粮处负责跟提篮桥监狱联系的干部老伍叫来，看他是否可以给你们提供什么线索。”
老伍是旧上海典当铺账房出身，对会计业务极为精通，平时工作忙碌时，他可以同时一心三用：一边打算盘，一边填写报表，肩膀和下巴颏还夹着听筒接听电话。当然，军粮处之所以用他，不单单是他的业务水平，还因为他是革命烈属，两个儿子都是新四军，牺牲在抗战前线。所以，尽管老伍的政治面貌是群众，可组织上是很信任他的。
老伍一露面，问题竟然迎刃而解了。他告诉朱友存、郭国成，你们要查的这个问题，多半是特务分子从释放、解教的劳改、劳教人员那里打听到的。
二人听着不禁感到惊奇：对于监狱干部都再三进行保密教育的内容，怎么会让劳改、劳教人员知道呢？
老伍说，他由于联系工作的原因，每月有十天半月都要去位于上海以及皖南、苏北的劳改队、劳教队，主要是核对账目，理论上来说就是要防止有的单位多领粮油份额，这在当时可是如同银行金库人员挪用金库的钞票一样，一旦被发现必须即刻就地追究责任，逮捕判刑绝不是一句空话。所有劳改、劳教单位在押人员的粮油、被服、劳防用品发放、队内购买必需品等账目，都是由在押人员中在社会上从事过财会工作的人来负责的。虽然这部分人员的数量极少，但这些特殊会计对自己所在劳改、劳教单位的在押人员数字应该是了如指掌的。如果敌特分子一旦知晓这一内幕，他们只要有意识地跟这些刑满释放人员略略交谈，就可以掌握具体数据了。
朱友存、郭国成两人听着，先是惊奇，后是不解：对于收集情报的敌特分子来说，如果通过老伍所言的这种方式获取数据的话，那不是舍近求远吗？试想，敌特分子要想跟那些在财会劳役岗位上的人员接触，首先必须得知道这些释放、解教人员的释放日期以及姓名、地址，然后才可能找到他们探听消息。这些资料只有“二劳”单位的管教科掌握，如果敌特分子能够从他们那里打听到这些人的资料，那为何不向提供资料者直接打听在押人员的人数呢？
侦查员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跟老伍和江科长探讨，那二位想想倒也是。江科长问老伍： “你看是否还有其他途径可能泄密？”
老伍对“二劳”单位的了解毕竟有限，思忖片刻，摇了摇头。
当晚，专案组开碰头会，组长雷绍典副局长也来参加了。听罢朱友存、郭国成的汇报，他说： “我记得反动宣传品中关于在押劳改犯的人数情况只有提篮桥监狱的说得最详细，而且特地说明这些人数是‘截至1956年9月’的，这似乎可以作为线头追查一下。”
众人七嘴八舌议论下来，认为雷副局长的说法靠谱。于是，曾振环副组长就让朱友存、郭国成次日再去提篮桥监狱调查。
1月22日，朱友存、郭国成二赴提篮桥，这回是正式外调，也不找郭国成的战友许志平了。监狱方面的接待人员听他们说明了来意，介绍了一应情况。朱友存、郭国成两人听下来，证实粮食局军粮处那个伍会计的说法准确无误， “二劳”单位内部确实是由在押人员结算账目的，提篮桥监狱也不例外。侦查员问如果确是由接触账目的犯人把相关数据传递出去的，那得通过什么途径？
对方回答，从理论上来说，无非是三条：一是通过信函的方式；二是通过会见家属传递出去；三是犯人刑满释放回归社会后向外界透露的。
朱、郭二人就对这三种方式进行梳理。第一种信函方式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因为在押人员每月可以给家属寄发信函一次（规定只能写给家属），在寄出前必须交给干部审阅，然后由干部寄出，干部不可能允许哪个犯人把狱内情况向外界透露。再看第二种情况，即会见家属时传递。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中国监狱的设施和如今根本没法儿比。那时家属会见就是在一个大厅里，通常是监狱干部进餐的饭堂，放上一排长长的桌子、凳子，会见时家属、犯人相对而坐，干部则在犯人后面巡视，严防飞条子、谈及敏感的内容，以及有人情绪失控出现暴力行为；对于重点对象，还会安排干部专门在其后面固定监控。所以一般来说，他们是没有可能在会见时忽然告诉家属监狱里从几月到几月消耗了多少粮食和食用油的。
这样，侦查员的注意力就集中到第三种可能上——接触数据的犯人刑满释放。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接待人员随即往监狱管教科打了电话，得知监狱去年10月13日刑满释放了一个名叫张乾诚的犯人，符合第三种可能的条件。
卷宗显示情况如下
张乾诚，汉族，1912年出生于浙江嘉兴的一个地主家庭，初中文化。1930年经人介绍到上海法租界一家米行当账房先生，1936年拜杜月笙为师加入青帮。抗战爆发的次年，去了日伪政权的“粮秣供应站”当会计。抗战胜利后，日伪的“粮秣供应站”解散，他去了亲戚开的机器厂做了账房先生。本来，张乾诚是可以过一份太平日子的，可是，他不珍惜这份太平，参与了替亲戚策划偷逃税赋的非法活动，而且在账目上大动手脚。这在当时乃是一桩严重的犯罪行为，很快就引起了税务机关的注意，警方随即跟进。于是，张乾诚和亲戚双双被捕，亲戚领刑十年，张乾诚被判了六年。
张乾诚进了提篮桥监狱。由于他有二十多年会计工作的经历，立刻被监狱安排到了相应的劳役岗位，负责监狱犯人的膳食账目。这样，张乾诚就成了全监狱犯人中最了解本监狱有多少在押犯人的一位。张乾诚本应在1958年3月3日刑满释放，由于他在服刑期间表现出色，所以监狱报请法院给他减刑一年五个月，于1956年10月13日提前获释。
侦查员马上想到反动宣传品中关于提篮桥监狱的在押犯人人数是“截至1956年9月”的，这就跟张乾诚的获释日期吻合起来了。寻思张乾诚有在获释后向人透露这方面数据的可能。于是，就把张乾诚列入了调查名单。
当天下午，朱友存、郭国成前往张乾诚家所在的北站区天目路的管段派出所，向户籍警了解了张乾诚及其家属的情况。张乾诚释放后向工商局申领了执照，开了一家出售食品杂货的小店铺。其妻系上海中兴皮鞋厂的厂医，三个子女均已结婚成家，分别在铁路局、银行和商业局工作，一家人日子过得还不错。派出所没有接到过关于其有不法行为或者跟可疑人物接触的反映。
于是，朱、郭二人就在户籍警的陪同下去了张乾诚开的食品杂货铺，当面向他了解这个问题。张乾诚说了自己获释三个多月来的情况，二人没有发现什么破绽。
朱友存、郭国成交换了一下眼神，都认为这人身上没戏。
既然没戏，那就干脆把话说透吧。朱友存掏钱向张乾诚买了盒香烟，几个人抽着烟聊了起来。朱友存有意把话题引到监狱在押犯人的数量上。按张乾诚的说法，基本上每个在押人员都知道本单位大致上关押了多少人，而且有些人还能从其所在的中队有多少干部推算出全监狱干部的大致人数。犯人们平时闲聊时，这方面的数据就可以在不知不觉中传得全监犯人都知道了。至于侦查员所说的数据截至9月，那可能是一种巧合。由于天气的原因，一般夏天是不往其他劳改单位递解犯人的，所以自6月份开始到9月份，提篮桥监狱的在押犯人数基本保持不变。其间虽有到期释放的犯人，可是同时也有判刑后从看守所递解进监的，所以在押人员数基本持平。
张乾诚这么一说，侦查员简直傻眼了。凡是在提篮桥监狱待过的犯人都知道在押人员的数量，那这条线索岂不是一团乱麻吗？这该从哪里着手去查呢？
当晚，专案组决定放弃这条线索。
四、神秘电话
1月24日是农历小年。专案组诸君不管在上海市区有没有家，都没时间和心思去凑这份热闹。
从这天开始，专案组把调查焦点集中到了上海公安系统内部，确切地说，是集中在有可能跟公安系统内部某人相关的一个神秘电话上。
台湾特务机关空投的反动宣传品中没有直接与上海市公安机关有关的内容，只是在一篇题为《漫谈中共的愚民政策》的政治性评论文章中提及上海市1956年1月至6月的治安情况时，说“以上海市公安局内部自称的1956年1月至6月的全市刑事、治安案件发生率与实际发生率相比较，就人为地将其下降了约27%，对内部尚且如此，向社会民众公开时就可想而知了”。专案组侦查员在审读到上述文字后，随即就对该文章所披露的数据进行了核查，发现该数据是1956年6月30日由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在市局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五周年大会上做的报告中披露的，后由市局政治部作为内部资料下发给基层民警学习。侦查员还了解到，领导讲话稿是由市局办公室组织几位同志写的，其引用的数据是办公室根据市局治安处、刑侦处和各分局按月报告的发案数量汇总的。
那么，这其中是否真的存在人为压低的情况呢？当时中国还没有开展“反右”运动，思想领域比较宽松，专案组有侦查员敢这样想，提出来后领导也敢拍板让他们去调查；于是，侦查员随机抽查了十二个基层派出所，了解下来，他们确实是根据实际发案数字向上级汇报的，从来没有哪位领导要求派出所故意压低数字。
这样，侦查员心里有了底，认为上述数据所以能被台湾特务机关列入反动宣传品借以制造谣言惑众，肯定是我公安机关内部有人把它们泄露出去了。所以，调查可以从追查去年市局政治部下发的那份内部学习资料着手。
侦查员高镜明、老柯、韩芒三人受命对此进行调查，他们了解下来的情况是：市局政治部当时只负责组织编印这份铅印学习资料，待到印出来后自己只拿了十份留底，其余的概由市局办公室分发下去了。
到市局办公室问下来，情况确实是这样。不过，由于政治部在这份资料上印着“内部资料，注意保存”，所以市局办公室具体经办的同志出于谨慎，在下发到基层时专门备了个本子用于签收，并要求“学习结束后，按下发数量如数回收，上交局办”。话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当时下发的资料总数是四百五十份，后来一份不少地回收上来了。那位同志很认真，说着还邀请侦查员去保管资料的库房查看。高镜明、老柯、韩芒三位也很认真，还真的去库房看了，把那些资料一份份点了数，四百五十份果真一份不少。那个签收本也和资料捆扎在一起，查看下来，确如那位同志所说，有详细的签收记录。
侦查员商量片刻，议出一个办法：当时这些资料是下发到各分局后由分局发给各科室、派出所的，既然这是唯一的一条泄密途径，那就还得请基层单位协助调查。不过，这种协助调查跟以上的调查有所不同，凡是针对公安系统内部的调查，专案组需要专门打报告请市局领导批准后才可实施。
副组长曾振环起草了一份报告，请专案组组长雷绍典签批。雷绍典签字后说让经办侦查员起草一份内部协查通知，以市局办公室的名义发下去即可，所有环节都由他去协调。
这份协查通知是大前天上午由三位侦查员驾着摩托车直接下发到各区派出所的，过了一天，即昨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专案组忽然接到一个电话。那是内勤程博安接听的，说了一声“喂”后，听筒里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她胆怯地用耳语般的声音问道： “请问是调查反动传单案子的‘1•15’案件专案组吗？”
程博安刚回答了“是的”，其他话还没来得及开口说，对方就挂断了。
小程是去年大学毕业刚分配来公安局的，对侦查工作生疏，接到这种电话一时还反应不过来，怔怔地看着手里的听筒。过来沏茶的老侦查员高镜明看到他这个样子，还以为小伙子受恋人的冷落了，打趣道： “怎么，女朋友不理睬你啦？什么情况？用不用老哥给你支个招？”等老高听小程说是这么个电话后，顿时喜形于色，茶也不沏了，把热水瓶一放，立刻抓起电话询问总机： “刚才的电话是哪里打来的？”
接线员回答： “对方没说她是哪里的，接通后光说请接‘1•15’案件专案组。”
高镜明用命令式的语气说道： “你是哪位？小刘？听着，立刻向邮电局查一下，这里立等回音。”
小刘遵命照办。片刻后回复： “邮电局说现在使用的这种电话是没法儿查主叫号码的。 “高镜明愣了愣，拍了下额头说道： “我激动过头了，把这点给忘了。”
这时，正好曾振环从隔壁办公室过来，高镜明就让小程向他汇报了刚才的电话内容。曾振环马上断定： “这是一个检举电话，不过，打电话的那个女子心有犹豫，接通电话后临时掉了链子。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线索。”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来电女子提到了“1•15”案件专案组。当时新中国成立不过七年有余，公安工作基本没有“透明度”之说，报纸刊登的破案消息都是由公安机关给编辑部的通稿，其中根本没有案件代号和“专案组”的说法。所以，那个打电话的女子既然直截了当地要求转接“1•15”案件专案组，就说明她可能是知晓公安局内部情况的。
那么，该女子是不是公安局的警员呢？这个，曾振环的观点是基本否定的。因为如果该女子是警察的话，她既然决定反映情况，那她事先肯定是反复考虑过的，就警察的职业思维来说，一旦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的行为，是不可能在临门一脚时掉链子的——不管男警察女警察都二样。所以，这个女子应该是一个跟警察有近距离接触、知道些公安机关内部常识且稍有文化的人，可能是某个警察的家属，也可能是某个警察的密友。
曾振环说： “如果我估计得没错的话，她打电话给专案组是要反映跟这次台湾特务机关空投反动宣传品有关的情况，而她所要反映的情况有可能就是专案组这几天正在调查的内容之一——上海市去年上半年的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的发案率数据问题。
此时，专案组的其他成员都听闻了这个消息，大伙儿兴致勃勃，有人提议立刻开会讨论。曾振环看看手表说： “下班的时间已经过了，除了今晚值班的留下，其余人统统休息去。这条线索光靠议是议不出价值来的，还得等机会。我想那个女子在二十四小时内还会来电话的，值班的同志多加留意。我这就通知总机，再有外线电话进来要求接专案组的，动用专线给邮电局机房发信号，查出她的位置。我们这里接听的同志要设法拖住她，以便邮电局方面追踪。”
可是，专案组这边一直等到今天中午，那个女子还没有打来电话。午后，专案组开会汇总每条线的调查情况。平时开会都是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程博安负责记录的，这天，曾振环似是有心灵感应似的，说小程你今天不用记录了，去守着电话机，没准儿昨天那女子就在这个时候再来电话，到时你就接听。
曾振环的直觉是准确的，会议开了二十多分钟，那个女子再次来电话了。这回，程博安跟她通上了话。互相问候后，程博安说： “我听出来了，你就是昨天傍晚来电话的那位女同志。我姓程，是‘1•15’案件专案组值班员。”作过自我介绍后，小程生怕惊着对方，没敢按惯例询问对方贵姓，而是用客气而又随意的口吻问对方， “你那儿打电话方便吗，要不我给你打过去？”
没有料到的是，程博安这句话刚说出口，对方立刻把电话挂断了！这下小程奇怪了，寻思这个女人是脑子有毛病还是怎么的，我又没说错什么，这话既是搭讪，又是出于关心，想让你节省一点儿电话费，怎么就立马把电话挂断了？
他回过神来，立刻去会议室报告情况。曾振环随即用会议室的电话拨打了市局总机，问刚才打到专案组办公室的那个电话查到主叫号码了没有？接线员答称电话一进来，她就用专用设备给邮电局发了信号，人家还没给回音。正说到这里，邮电局的回电来了，说通话时间太短，没法儿追查定位那个主叫电话号码。
曾振环听着，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说昨天对方问清这里是专案组的电话后就挂断了，尚属正常，所以我估计她会在二十四小时内再次来电。但今天她再次挂断，我可就估计不出是怎么回事了，我不敢保证她是否会第三次打电话过来。有侦查员说，如果她确实是为反映案件情况而跟专案组联系的，那也可能写信过来吧？曾振环说不排除这种可能，可是，这样我们就会度日如年啦！
这时，高镜明突然说： “有可能是对方不想让这边知道她的情况，你说你打电话过去，那她不是就要告诉你她的电话号码了吗？她不愿意透露，一时又不知应该怎么回答，情急之下就把电话给挂了。”
其他侦查员听了，说老高的分析有道理啊，如此看来，她可能还会打电话过来，我们只有耐心地等着了。
曾振环想想也是，苦笑道： “但愿是好事多磨，那就再等吧。”
程博安刚要离开，被侦查员萧孙石叫住了：“等等，小程，我想问你一下，你刚才接听对方的电话时，除了对方的说话声，还听到什么别的声音没有？”
程博安想了想，说： “我听见有车辆的刹车声，还有路人的说话声……对了，我还听见有个听上去有点儿苍老的声音在向人打听‘王记南货店朝啥地方走啊’，还有人问‘这趟不是调头车吧？是去梧州路的吗’。”
另一个侦查员贝世海马上说： “梧州路？哦！那多半是21路了——梧州路是终点站！车辆刹车的声音听上去急不急？是紧急刹车呢，还是司机带一脚的慢悠悠的刹车？”
程博安说： “老贝你这一问我倒想起来了，是那种慢悠悠带一脚的刹车方式，好像是电车到站了要停下来的样子。”
贝世海说： “那就是21路电车了，应该没错，那个女子是在‘王记南货店’附近某个靠着马路弄堂口的传呼电话亭打的电话！”
众人认为贝世海的分析有道理。于是，大家就有了主意：沿着21路电车行驶路线一路找过去，将弄堂口的传呼电话亭作为调查目标进行查摸，就有希望找到那个打电话女子的线索了。
正好这时雷绍典副局长来了，听说后也很高兴，说那立刻派几位同志前往查摸吧。
1月25日，专案组指派侦查员萧孙石、贝世海、老柯和程博安前去调查。曾振环之所以把内勤小程也派出来，是因为考虑到如果运气好，一下子就顺利查摸到那个打电话的女子的话，小程可以出面作个解释，免得引起对方的无端猜想，影响下一步对她的调查。
萧孙石四人上了21路电车，每到一站，他们就下车走访，看附近的弄堂口是否有传呼电话亭。在北京东路站下车后，发现离站牌七八米处的一个弄堂口有一个电话亭，就上前去向传呼员打听。那个传呼员是一个四十来岁的阿姨，正一面接听来电，一面低头在传呼单子上记录着回电号码和姓氏，根本无暇搭理侦查员。
侦查员耐心等她挂断电话后，又问了一遍，传呼员还是没吭声，反倒起身走出电话亭急匆匆地朝弄堂深处去了。侦查员随即明白过来，她是去给人家送传呼单的，这是她的工作。于是，就只好去居委会了，想请居委会派一个人临时代替一下传呼员，好让她腾出身来回答侦查员的问题。居委会主任是个胖大婶，脸上一团和气，一看便知是个乐天派。她听侦查员说明来意后，便快嘴快舌地打听：“你们想向张阿姨打听啥事儿呀？”
侦查员说想了解一下这两天你们这个电话亭的使用情况，以及群众的满意程度。胖大婶说：“哦，你们是邮电局的同志啊，我们这个电话亭原来是在弄堂里面的，昨天下午三点你们派来的师傅才给我们把电话机移过来。群众都说这样好，就是传呼员张阿姨有点儿不高兴，因为搬到弄堂口后，她传呼弄堂里面的人就要多跑路了。”
侦查员一听就知道没戏了，电话机昨天下午刚移到弄堂口，而小程接到的那个电话是昨天午后打来的，情况不符啊！于是他们掏出本子佯装认真地划拉了几下，谢过胖大婶告辞而去。
四人重新上了21路，再一站站下车走访。到了武进路站，他们还没下车眼睛就亮了：离站牌咫尺之遥的地方就是一条弄堂——满福里，弄堂口的临街楼下面靠墙一侧有一个小小的电话亭。贝世海马上断定，应该就是这里了。下车一问，前面几十米处果然有一家“王记南货店”。看来，那个女子的电话应该就是在这里打的。这回，他们改变了方式，直接去了满福里居委会，向居委会干部亮明身份后，问了问传呼电话的使用情况，得知一切正常，就请居委会临时派人顶个岗，换下传呼员过来了解点儿情况。
传呼员是个三十多岁的阿姨，说一口带着浓重宁波口音的沪语。侦查员向她说明了来意： “前天下午五点和昨天午后一点两个时段，是否有人在你管的这个电话亭里往外打过电话，时间很短，接通后就挂断了。”
这个宁波阿姨似乎有点儿木讷，侦查员跟她重复了三回，她才听清楚，但是答非所问： “我们的DIANHUA是按照邮电局的规定，通话即使不到三分钟也是按三分钟收费的；超过三分钟不到六分钟的，按两个三分钟收费；超过六分钟……”
侦查员不得不打断她的叙述，又把来意说了遍。这回宁波阿姨听懂了，说： “这个我记不起来了，你们也看见的，我那么忙，哪里还留心别人打了多久的DIANHUA？我只知道打了DIANHUA要付费，有DIANHUA进来我去传呼。”
侦查员心里一凉：没戏！
离开满福里后，四个侦查员继续乘21路电车逐站下车查看，可是，一直到终点站梧州路也没有发现有DH亭的弄堂口。
往下该怎么办？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那个女子打DH的位置多半是在满福里弄堂口的那个传呼DH亭，传呼员无法提供线索，但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查找目击者。不过，这样做的话铺开的摊子会比较大，所以需要慎重。基于这样的考虑，四个侦查员决定前往21路车队调取前天和昨天相应时段的行车记录，查看在小程接DH的那两个时段是否有21路电车经过满福里弄堂口前的武进路站。
车队提供的行车记录只有电车的到达和发车时间，没有途经哪个车站的记录，不过，通过对每趟电车的行车时间是否符合公司规定的正常行驶时间的核查，可以比较准确地推断出电车途经武进路站的时间。查询结果显示，昨天下午一点零七分左右，确实有一趟电车经过满福里弄堂口。
事后总结经验时，萧孙石等四人都摇头苦笑。因为他们从车队出来后，不知是谁嘀咕了一句，于是大家发现他们这么查真是很蠢。那位侦查员说的是：我们到邮电局去查一下满福里那部电话在那两个时段是否拨打过上海市公安局的总机不就行了？几人如梦初醒，二话不说就直奔四川北路上海市邮电局。查下来的结果是，满福里弄堂口那个在邮电局编号为A0398的传呼电话，在那两个时段确实拨打过市公安局的总机。
专案组决定动用全组力量去查摸那个两次拨打专案组电话的女子。
1月26日， “1•15”案件专案组自副组长曾振环以下的十七名侦查员加上程博安等三个内勤全部出动，前往满福里调查。事先，专案组已经制订了这次调查的方案，对该女子1月23日、24日短暂拨打专案组电话的前后半小时时间段内，凡是在满福里弄堂口电话亭逗留过或者进出过该弄堂的所有居民逐个询问，期望通过这条途径查到那个女子。这个方案说说容易，具体实施起来却是颇为繁琐的。所以，专案组还叫上了户籍警和居委会干部协助，分成若干组分头进行调查。
谁知，真的行动起来，不到半个小时竟然就有了结果。这还亏得电话亭的传呼员。别看这个宁波阿姨有些木讷，关键时刻却发挥了作用。由于张阿姨所在的岗位是最应该能够注意到情况的，所以今天要再次接受询问，而且是曾振环亲自向她了解情况。张阿姨一见面就说： “你们怎么又来问这个问题了，我昨天不是已经跟你们说过我没有注意到吗？”曾振环说因为我们必须要查到在那两个时段是否有一个女人在你的电话亭拨打过电话。张阿姨说： “我真的没有留心，你们查一下当时来电话亭接听或者拨打电话的人不就行了？他们中有人在等候接来电，或者排队等着打电话，他们有空，也有心情，肯定会留心到的。”
曾振环听着，心里一动，问： “你还记得当时有哪几位居民在电话亭吗？”
张阿姨说： “这个，翻一下传呼单子的底根就知道了呀！”
侦查员马上翻传呼单底根，发现那两个时段有八个居民应该在电话亭附近。曾振环二话不说，立刻让户籍警、居委会主任去把那八位居民请来。这八位居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最小的是个十二岁的小学生，发烧请了病假没有上学，想给学校老师打个电话让同学放学时把作业捎给她；老的那个已经六十开外了，姓汪，是江南造船厂退休的钳工，按照上海人的传统称谓便是“外国铜匠”，像汪老爷子这把年纪，就称为“老铜匠”，他是23日下午五时许接到传呼电话单子来给女儿回电话的。线索，就是这个老者提供的。
汪老爷子很有趣，听侦查员把要了解的话题说过后，慢条斯理地掏出一盒香烟，作势要给在场的侦查员、户籍警敬烟。曾振环敏感，见这个老铜匠的动作慢得出奇，寻思可能有戏，立刻把自己兜儿里的那盒还没开封的“大前门”掏出来，整盒烟递给老头儿，说： “大爷您抽我的吧。”
老爷子收回自己的烟，把“大前门”往旁边一放，开腔道： “我说，你们要打听的那个女人，是个‘无常鬼’！”
在场众人皆大为吃惊，好几个声音同时响起：“无常鬼？”
老爷子见曾振环神情依旧， 目光炯炯地望着自己，微微一笑道： “是的，是个无常鬼——白无常。”
侦查员老柯反应过来：“您是说她身穿白衣服？”
老爷子翘起了大拇指：“厉害。那女人打扮得真像白无常。”
据老爷子说，他接到传呼单子后，生怕女儿在婆家曹家渡那里的传呼电话亭久等，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弄堂口电话亭，当时两部电话机正好有一部空着，他心中窃喜。可是，当他走近电话亭时，却不知从哪里蹿出一个人影来，用他的说法是“只觉得身后一阵阴风袭来，眼前一条白影闪过，话筒已经不在电话机上了”。哪里去了呢？背后传来一个女人嗲里嗲气的声音： “爷叔你挪开两步好吗，让我拨号码。”
这个从背后抢先一步打电话的女人三十岁上下，穿一件白色呢子长风衣，脖颈上围着一条白色兔毛围巾，短波浪烫发，一张瘦脸白得令人见之背生寒气，鼻梁上还架着副银丝框架眼镜，若是定睛细看，那寒气只怕就会入骨。因此，老铜匠只好移开目光，下移时就看见了她的皮鞋，竟然也是白色的，而她挂在手臂上的那只小小的坤包， 一看就是舶来品，上面印着艺术体洋文：PRADA。汪老爷子是“外国铜匠”出身，洋泾浜外语总是会些的，所以一看便知那是意大利名牌皮包“普拉达”。他寻思这个白无常举止鲁莽，不讲礼貌，但家里的货色倒还挺上档次。电话机的话筒让“白无常”抢去了、老爷子只好挪开几步让其先打。原以为像这种打扮的女人，打个电话十分钟打底，兴致浓时二三十分钟也不稀奇，哪知他才抽得两口烟，白无常就把话筒放回机架，掏出零钱付费后逃也似的快步离开了。
汪老爷子说完，总结道： “我可以肯定，你们要打听的就是这个女人！”
为了确认汪老爷子的判断是否准确，侦查员随即往邮电局打电话，请他们查一下1月23日满福里传呼电话亭在打往上海市公安局总机后的下一个被叫号码。片刻，邮电局回电，报来的正是汪老爷子的女儿所在的曹家渡那个传呼电话亭的号码。
至此，终于确定“拨打神秘电话的女子的形貌特征。
（未完待续）
文/孙 沉